假如我是富二代

【假如我是真的】：7.5分

真的沒有想到，三十八年前能有表達這麼毒辣的作品，還是一部導演的處女作。電影本身的意義性也非常大，原作是大陸劇作家沙葉新的話劇，導演是台灣名導王童先生，主演是香港演員譚詠麟，這個組合放在當時的環境是非常少見的，雖然是台灣的班底，但確實是地道的中國電影。

電影里借用陰差陽錯的喜劇框架將中國的官僚體制批判得不留情面，底層青年為了上調，不惜假扮成北京首長的兒子，在眾多官員的阿諛奉承下體驗了上層世界的美妙，這樣的故事放在如今是不可想像的，它既真實又荒誕。

譚詠麟的角色就像他手中那瓶摻了水的白酒一樣，一開始騙過了所有人，而所有人都把他當成自己的政治工具，最終謊言揭穿，白酒被摔在了地上。

結尾讓最底層的譚詠麟跟最高層的首長有一段對話，這段對話設計得極為漂亮，首長的幾句輕描淡寫的問題，將一個食物鏈頂端的權貴人士對底層群體居高臨下的關心表現得非常到位，而譚詠麟的控訴也是非常精准而大膽的。

讓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最後的結局，而是某部長的女兒評論這個事件的口吻，她說不就是上調這麼小的事，至於搞那麼大嗎？一件足以影響平民一生的事情，在權貴眼中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當然，因為是三十八年前的作品，鏡頭畫面還是非常粗糙的，也基本沒有什麼鏡頭語言，而且開頭結尾的字幕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我覺得非常影響觀感。結局也有點畫蛇添足，其實停格在劇院被抓作結尾是最漂亮的。

電影雖然也有許多問題，但一想到我可能今生今世再也沒機會在影院看到這樣的電影，我也不再苛求什麼了。

我看到这部电影，是因为对一脸英气的谭咏麟经历的好奇，是怎样一个人嗯？

看了许多回复，都觉得浅薄。但是有几篇回复，让我感到了电影的真实深度：对中国社会的反思，而非对政治的攻击。

电影用大量篇幅，反应了人民大众以及人民干部的恪尽职守；同时，电影又重复提出我爸是李刚的社会现象。如果反观重要领导的个体立场，有政令既出驷马难追的，有早年革命义气而为友子解忧的，有不在其位万精油的女干部，更多的是无数希望解决“私己”困难而羞愧像组织提要求的。

试想想，如果你是首长，你握着多大的权力!实际上，任何社会架构，都无法克服这人类原始思维和公共权力的平衡。不论是台湾，或是大陆，或是前英殖民地。而电影的深度就在于，以追求本真的态度反映出这固有的矛盾~

你能拒绝你女儿的终身幸福吗？你能经受住夫人枕边风的吹熏吗？你能抛弃个人情感而超脱于现世吗？你能经受住层层权级下沉的压力吗？所有这些，用古典剧本的特有张力，通过谭咏麟对角色的个性塑造，让观众置身于激烈的矛盾高高潮，而忘却了种种“心魔”之本源：执念。

其实这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崇尚自由与中国经久古典法家治国的冲突诠释。中国的法家，源远流长，正如其起源道法自然一样，深深根植于每一个爱国者内心，若要舍小家为大家取义终不悔!而这其中的灭绝人性，不仅是对每一个手握权力者的考验，更是对无知大众的脆弱内心的鞭笞！啊，谭咏麟成功隐藏了这种私念，而让观众更聚焦于对个体命运不公的控诉。但中国之所以复杂，就在于每一环都合情合理。如果有悖事实不自然的情节必然导致剧情的架空和人设崩塌。因此，命运的戏剧正如4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重复上演。国家的戏剧，何尝不是？

来到2021年，因循“因果报应”的万物普适规律，我国的政体真正经受住了国民和外部环境的考验，执政党中的大多数个体也正如电影反应的诉求却在可容许的偏差度内完成了人民的期待，另外少数金字塔尖端的阶层也恰如其分的遵循了电影中的适当的道德和自律，在维系着这庞大而脆弱的执政核心。如若不然，那么用功去解释当今资本主义深刻社会矛盾的任何观点都将变得苍白。这份根植于意识形态的无形的手，掌握着我们所有人，不论是高干或是草芥。我们在观影中仍然认为电影序幕和结尾是画蛇添足，那么我个人认为是否有对编剧的良苦用心视而不见，起码这是对整个电影价值的某种变相贬低吧。

反观与谭咏麟同样有魅力的张国荣所拍摄的《霸王别姬》，或许就因为导演的功力和受到的社会局限的差异，显得逊色了。要知道，这后者的电影，算是本土后起之秀的极少数佳作之一了。张国荣对人性的刻画更甚，而《我》剧一切尽在合情合理之中。从时势造英雄的贴切程度看来，造反有理，谭咏麟的英气反倒衬托得比张国荣更加光辉！两剧都希望抨击的社会现实，或需要再过50年才能得到公正的评论，但我有小小的私心，既希望伟大的艺术工作者们继往开来创造更多的有深度的剧本，也希望国家延续一贯的严苛态度避免舆论刻意解读，毕竟认知的复杂就在于三人成虎……佳作会经历时间洗涤，迟来总比被误导要好。当然，现今资本泛滥的媒体愈发难有清流了，矛盾呀~

1979年春节，一位自称当地共产党干部的男子，打通了上海艺术剧场的电话，替当时居住在北京总司令部的一位老革命的儿子要一张票。尽管票已售罄，剧团经理还是热情地答应了。不久，一位青年男子来到剧院。他身穿旧军装——这是坚守人民解放军节俭价值的完美象征。此人满口京腔，自称李晓勇。他坐在剧院最好的位置观看了表演。 表演结束后，导演走到李晓勇身边说，他打算第二日拜访他。青年人坚持要他当场把话说了。导演压低嗓门请求道，自己想搞套宽敞一点的房子，他能否将他的请求转告早上为他打电话的干部。李答应说没问题。次日，剧团经理也请求李晓勇将自己的要求转告那位干部。之前，他就已告诉李晓勇，他可以随时前来观看表演。能否将在煤矿工作的孩子调回上海，照顾他的身体呢？李说他会尽力而为。 于是，一个以李晓勇为中心的关系网形成了。他找到进入上海其他剧院、一位重要女演员的家以及迎春茶话会的路子，可以接触到上海文艺界的所有才俊。他开始行动前，当地党干部、甚至是那位年轻人在北京的父亲可能会打通确认电话。紧随这些活动，人们总是要李请求党或头面人物出面帮忙，牵涉到的事情包括搞套条件更好的房子，安排更好的戏剧角色，把孩子从乡下调回上海等等。李的新朋友会接到一通干部打来的电话，告知他已了解了情况，并告知事情不易安排，或是继续进行有风险。 到了入春时节，李已搞到上海大学书记车子的使用权——在步行和自行车的世界，这是稀缺的地位象征，还与一位漂亮年轻的女演员订了婚，并住在她家。她父亲在旧时代是个资本家，故而她的家人很高兴跟一个革命世家建立了关系。只需在小舅子的学院和工厂露个面，李就可以提高他们在厂里的地位。 1979年春，为了将未婚妻调到一个更好的剧团，李晓勇直接去找一个干部。干部对这位在城里到处鸣喇叭的年轻人早就心生疑窦，他在调查后发现，此人的真实身份为张龙泉，是出身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这次是离开乡下东风农场的讨厌工作回来度假。新年期间，他搞剧院门票未果，于是开始假造身份，逐渐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生活。他于1979年4月6日被捕。

张龙泉是如此擅长表演，如此擅长在电话中装扮不同的腔调和口音，与戏剧界人士和演员交谈时如此显得才华横溢。

身穿旧军装的张/李宣称的不是皇族血统，而是革命世家；他所追求的不是遗产，而是某种生活方式和关系；他所玩弄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对“关系”的信仰。的确，张/李的表演，是对党内“开后门”这一做法的恶搞，点明了相信“关系”有多愚不可及。在真想大白后，《文汇报》画了张此人的漫画，画中的他是只身穿军装的、正在收礼的狐狸，他是中国狐狸精的附体，奸诈无比，欲壑难填。

“其实上调也不是什么难事，为什么他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明华的朋友这样向明华宣告了小璋的“死刑”。乍听上去，没有什么不对的，上调只是一件小事，只需要文化局局长一个电话，只需要吴市长一张条子，只需要服装厂厂长打通关节。

但工人家庭出身的小璋根本没有这一切，他不认识市长局长处长厂长，就是一个在农场劳作多年失去了理想的小人物罢了。他连请假都不得自由，要靠朋友的一瓶茅台才能被通过。

在剧院门口，一通电话敲起了他的撞骗之路，他冒充高干的子女斡旋在话剧团团长、处长、局长、市长之间，灵活机巧地四处招摇。他说他是高干的儿子李长城，要帮朋友李小璋调离农场。可是有原则的吴市长早要杜绝走后门，没有自己的条子压根不许上调。但第二通冒充电话又把这原则一扫而空，小璋直接冒充高干，让市长为他办事。

拿到市长条子的场长也不得不同意了上调，小璋由此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可惜，洞穴中的火光映出的影子再真实也不是真相。

小璋被高干亲自“会见”了。小璋慷慨陈词，说了许多真心实话，似乎将高高在上的干部感动了，高干也说“我会好好考虑”。但迎来的不过是一段牢狱和一面镜子。在监狱里，乔虹送来的镜子帮小璋看清了自己，他终究不是高干的子女，他终究是普通人；借助这面镜子，他也看清了生命，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小璋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有理想有力量，但经历多年的农场生活，自己的棱角早已抹平，气力也衰竭了。看着身边的朋友接连借助关系调离农场、回到上海，他艳羡、眼红、恨，“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高干？”

所谓高干的儿子真有固定的长相吗？那必定是没有的。特权阶级有特殊样貌吗？那必然也是没有的。可他们的嘴脸没有长在镜子里，而是时时刻刻长在社会里——他们呼出居高临下的口气，他们手脚的关节总是能打通。所谓的原则也只不过是能灵活变通的话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