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1927

由于最近对启蒙时期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的兴趣，终于看了这部囤积在硬盘中许久的伟大史诗。

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即便是这样一部4个小时的史诗电影也丝毫不足以尽述这个大概是法兰西史上首屈一指的伟人的一生，本片只能从若干主要事件当中形成一副大致的骨架来建构这个传奇人物在成为共和国头号人物之前的前半生。拿破仑一生的伟大传奇在此无需我的复述，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栋。而拿破仑最神奇的其实应该是他近乎魔术一般的人格魅力，而这一点在片中被以与雄鹰的多次叠化镜头加以阐释。

拿破仑究竟是一位解放了法兰西民族的伟人还是一个自大傲慢的独裁者，这是持久的争议。虽然大多数人不会轻易的否定前者，但是大多数人在心中也肯定在暗暗的念叨着后者。不少人将其视作法国大革命胜利果实的窃取者（这个论调与我们百年前的袁大总统多么的相似，而波拿马皇帝和大头皇帝其实都有意实行君主立宪制），更有贡斯当这样的思想家将其视作以古代共和国盛行的尚武勇猛鼓吹德行进而热衷于征服和侵略的方式来统治处于现代文明语境下的共和国的违逆历史潮流的野心家。

在此又不得不多提一下贡斯当这个人物了。他作为一个同时受到了启蒙时期卢梭和休谟影响的思想家，一方面同样清晰的看到了卢梭提出的社会体制与人性存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必然的反对卢梭当时过于激进的思想——毕竟，卢梭和他自己就身在那样一个已经习惯了和平所带来商业的繁荣的社会之中。拿破仑是受卢梭影响更多的，所以贡斯当反对拿破仑一点也不令人惊讶。而讽刺的是拿破仑复辟的时候他却十分乐意的当了拿破仑的制宪顾问。这也充分展现了其深谙中庸权衡之道的政客本色。因此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一大堆名头响亮的思想家的队伍中，贡斯当是为数不多的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可这也从另一方面注定了他只能是个二流的思想家——而绝非一部分现在的人将他所视作的自由主义的宗师之一（那是斯密、洛克和休谟才配得起的称号）。也正因此，卢梭死后可以被葬在先贤祠，而贡斯当自然没这个待遇。

在阿贝尔·冈斯的镜头中，拿破仑是那个具有极高爱国热忱和高尚情操的英雄，是那个被人们交口称赞和传颂的光明的化身。而在我看来，拿破仑的功过褒贬无疑会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于观念不同而千差万别，但是无可争辩且绝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法兰西在历史中唯一一次遍布着荣耀与光芒的时期正是在他治下的岁月（这不也和我们共和国的某位大人物极其相似吗？）。

可是，18世纪的法国尚有卢梭与休谟的思想供人们热议与争辩，百年前的我们又有过多少类似的思辨？不过那些看起来都不重要了，因为今天早已没人关心这种问题。

对默片的色调已彻底着迷，马赛曲真的让人热泪盈眶，看战国妖姬的时候就纳闷意大利怎么来的，原来意大利国旗原来跟法国国旗颜色一样啊，现在这个版本的国旗则是当初拿破仑解放意大利时所使用的军旗，拿破仑的老家科西嘉最早也是是属意大利后来被卖到法国的，这么说来法国佬跟意大利佬还是挺亲的。在所有曾经征服欧洲的人中，不知还有谁像拿破仑一样受到被征服国家的欢迎，颇像当年红卫兵们叫嚣的要解放华盛顿，小波说：这么去解放别人的首都是不厚道的。放解放军身上这就像个笑话，但当时的拿破仑就这么实现了，若干年后法国佬又意淫红卫兵解放巴黎，法国青年公寓里的毛的画像，想来真特么有意思。 比较搞的是拿破仑那个不共和毋宁死的镜头不得不让我想起走向共和里的孙某人，虽然有做作的嫌疑，不过荷尔蒙已经被老科波拉的配乐搞得四处乱喷，共和，难以置信的经历了几百年最后只被社会主义国家收入国号中，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性和趣味性。没拍完真的太干了，冈丝先生真的让人干死了，后面再怎么伟大都只能意淫，虽然照这么拍下来的话 雄起的帝国大厦可能就不是最长的电影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拍拿破仑的电影总是完成不了，老库最后也只拍了个巴里林登，不能不让人想象仑爷壮丽的一生配上贝爷的交响，何况英雄交响曲本来就是要献给仑爷的，不过话说拿破仑真不应该得罪贝爷的，马赛曲更多的是煽动法国人的爱国热情，只有贝爷的音乐才是他前半生最好的注脚，考虑到拿破仑死得太寒碜了，可以考虑用Uaral的厄运民谣，默片配乐真是件其乐无穷的差事啊。

一、复辟还是训政？——法国革命的大势
伟大的领袖人物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他们既交了好友，又树了死敌。很少会有人对他们无动于衷。对他们的评价部分取决于谁将赢得世界范围的斗争。——尼克松《领导者》
多少年来，拿破仑波拿巴在各国人民的心里，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很多人明明知道他是个“侵略者”，是个“独裁者”，也不自觉地把他和希特勒、成吉思汗之流区别开来，对他的罪恶更多的是遗憾而不是憎恨，对他的错误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奚落。拿破仑这个人，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使他高居历代征服者之上，占据着一个历史的制高点，凝聚着千千万万人超越自我的目光，最终也使所有的野心家感到绝望。
到底这是怎样的一种魅力、制高点呢？当贝多芬听到他称帝的消息，愤怒地把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的题词给划掉；当敌国的拜伦和雪莱闻知他的覆灭，写下长诗给他以惋惜的嘲笑；当于连孤身一人去闯荡，随身带着他的画像，像藏一个通缉犯一样把他的画像藏在屋子的角落，每遇挫折和犹豫便拿出来久久凝视；当一群热血青年在东方大陆进行一场开天辟地的革命时，他成了先知和圣人；[1]当某人在“谁伴我闯荡”的峥嵘岁月里探路的时候，也曾经在囊空如洗的背包里紧裹着他几乎被翻破的传记。两百多年来，他几乎就是各个民族激励年轻人勇往直前的精神偶像，似乎心里装着他，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战胜。
这样的复杂、矛盾、光怪陆离，还要从他称帝一事说起。我们见过形形色色的“复辟者”遭到各国教科书千篇一律的批判，唯有拿破仑的称帝只是一笔带过。我们见到他亲手给自己戴上月桂冠，大摇大摆地恢复了宫廷的礼仪、世袭制度，并把战火烧到了通古斯河和克里姆林宫，却还是觉得那生机勃勃，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感性的认识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拿破仑称帝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宪政前期的训政，是捍卫法国革命的火种不被法兰西孤岛四周的汪洋大海所扑灭！是这样吗？要理解这一切，首先得从两个世界的大势看起——一个是拿破仑的精神世界，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欧洲世界。
 
二、波拿巴——普罗米修斯
If you could understand the dream that fires my soul，you would all follow me！UNIVERSAL REPUBLC：Europeon will become a single people，and anyone，wherever he travels，will always find himself in a common fatherland.Many wars will be necesary，but I proclaim it here for posterity，victories will one day be won without cannon and without bayonet.——阿贝尔·冈斯《拿破仑》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俯瞰着古往今来的诸多帝国，却专门描写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科西嘉。他说有一种预感，这个小岛总有一天会声震寰宇的。他怀着薪尽火绝的忧郁而死去的时候，科西嘉岛的一个倔强的少年一天天地成长。这个少年像一只鹰落到了一群鹅堆里一样，受尽了侮辱、嘲弄、排挤，和怀才不遇的贬斥。在那本记满了卢梭、孟德斯鸠、亚历山大、恺撒、围攻术、马基雅维利、十二个哈里发的笔记本上，曾写下一段分析自杀对与不对的话。在愁云惨雾的后面，他以一句闪光的话激励着一天只能吃一个干面包、睡四个小时的、在风雨如晦的刀尖上跳舞的自己：“天才人物像一些陨星，命运注定他们为照亮时代而耗尽本身。”
一些人总爱用抽象的“民主”“自由”等字眼，去强调什么高贵什么卑贱。在我看来，底层人都喜欢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是被压迫者，渴望出头；上层的人都不太喜欢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是统治者，不大希望新崛起的人物动摇他们的地位。这样，革命与专制的双簧剧，在同一束人性镁光灯的飘忽之中，静悄悄地上演了。这就是路易十六在三级会议后唉声叹气，而巴士底狱外的“无套裤汉”们已经拿起了武器的、法国革命的欧洲大势。这也是波拿巴从卢梭的论文里磨砺着高呼平等的思想利剑、从恺撒的战记里找出深不可测的海螺的精神世界。
贵族与平民，造成了流血的十年。罗伯斯庇尔倒在了自己设计的断头台，拉法叶特辗转于两个大洲，托马斯潘恩在监牢里诅咒着华盛顿，法兰西在茫然无助中哭泣。与此同时，一位矮个子小将军，远离着巴黎的政治旋涡，指挥着一支发不出军饷、穿不起鞋子、面如菜色衣不蔽体的小分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的皑皑冰雪，将胜利的花瓣用魔法一样的铁手，撒在了战士们的脚下。他告诉他们，要用长剑把《人权宣言》写遍欧洲大地，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想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时，他像那盗取天火而被钉在高加索悬崖上、整日忍受着风吹日晒和兀鹰撕咬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荒岛，与他熟悉的一切远隔在万里重洋。从科西嘉岛，到圣赫勒拿岛，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又领悟了什么？
 
三、拿破仑——法兰西之魂
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邹容《革命军》
拿破仑与法兰西手牵手，不足二十个年头。就在那二十个年头里，东方大陆沉睡于辫子和屠刀下，似乎文明的火种将在“人”这个物种身上熄灭时，世界另一端的欧洲人民却被法兰西的三色旗唤醒了。“我开辟了一条大路，每个人都能在上面找到空间。”拿破仑就这样凝聚了革命中的法兰西。“建立理性王国，使人们充分地发展和无限制地享有所有的才能。”拿破仑就这样让法兰西成为了欧洲的中心，并以她前所未有的光辉震撼了整个世界。“取消上层和底层之间所有的调解人。”贵族与平民的两极，在他手上奇迹般地得到了无障碍沟通：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以人的才干而非出身——这实际上是一切革命所能达到的终极目标。
当他用法典和征战，将这个目标浓缩为“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被洗刷污垢的原则性词汇后，把出身特权当成救命稻草的、外强中干的欧洲王室组成了七次反法联盟，想阻止这一原则的传播，想把法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法兰西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的火湖，将革命的火种撒遍了从金字塔到安第斯山的各个角落。在这个火湖之中的法兰西人民，如在一个缓缓下沉的孤岛中整日惶惶不安。如果没有一个强力人物的出现，他们必然像深山老林中的孩子一样，时刻面临着狼群、老虎、毒蛇、犀牛、鬣狗。这个强力人物，就是第一执政波拿巴，变身而成的“法兰西人的皇帝”拿破仑一世。当99%的公民投票支持他称帝以后，他是否背叛了革命的原则呢？也就是说，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出身高贵，甚至是神权天赋呢？看看他是何等的骄傲，而不是虚荣：“御座？一块披着缎子的木头而已！”然后一个狡黠的微笑：“你我私下说说，成年人也是受玩具支配的。”
他对法国革命的原则是忠诚的，所以，法兰西人民也是忠诚的，不论是第二天就成为将军、拖着沾满泥浆的脚丫和他同吃一锅饭的农民，还是指挥官身先士卒、自己却被要求走在士兵和驴子中间免遭炮击的天文学家，都对他有一种近乎兄长和慈父一样的亲切情感。这种情感，在他孤身从厄尔巴岛重返法国的时候，达到了第一个使天地为之变色的高潮：“第五军团的弟兄们，如果你们想打死你们的皇帝，就开枪吧，我就在这里！”没用一发子弹，没有一滴流血，法兰西人民赶跑了波旁王朝，重新迎接他回到那块披着缎子的木头。这种情感，在反法联盟兵临巴黎城下的时候达到了极至——理工大学的全体学生要求参战，抵抗波旁王朝的复辟，保卫皇帝陛下。请注意，衡量一个民族主义者是真是假，就在这一时刻；是仅仅把民族主义当作一个动员工具，来满足自己歇斯底里的占有欲和折磨他人的毁灭欲，还是由衷地像对待生命中的另一半似的热爱这个民族，让她和孩子们好好活下去，就看这一时刻。
一百二十九年后，一个表面上与他相似的小胡子面临了相似的一刻，他选择的是：毁灭一切工业基地和生产资料，“我失败了，德意志民族不配生存，它应该从地球上抹掉！”[2]而拿破仑选择的是一句幽默的圣旨：“我不会为取金蛋而杀死我的母鸡！”他放弃了一切会引起内战的的动员手段，告诫法兰西人在复辟的波旁王朝下也要好好地活着，让“法兰西精神”继续扩展开去、流传下去，而他自己一个人承担全部的失败责任，走向那块万倾波涛中的高加索岩，走向最后的、一个人的革命。若干年后，数十万居民冒着暴风雪，在巴黎迎接着他的灵柩，数百个国家搜寻着他的每一句遗言，其中有一句总结最后的失败。那是怎样的慷慨陈词呢，是不是激烈的控诉，或者语录一样的宣告呢？“我之所以失败，是我挺久没和老部下一起吃粥了。”这句话和一百零四年后东亚的一张病榻上，在肝癌无休无止剧痛的折磨中，用粤语、普通话、英语不断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那句话[3]，尽管语气不同，却有着类似的分量。有这样的领袖作为历史深处的魂，一个民族永远不会倒下！
   
四、一个民族领袖的四种变形——鹰、狮子、骆驼、小孩
带着你的热爱和创造力，往孤独里去吧！慢慢地正义会拖着脚，跟在你后面。——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一个民族的领袖，怎样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领袖怎样成为民族魂，成为民族的脊梁？他就不仅仅要用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仅仅耽于人的七情六欲，他应该是四种角色的化身，这四种角色在他身上，不断地变形：鹰、狮子、骆驼、小孩。
首先，他要有一双鹰的眼睛，他的思想要飞到鹰的高度，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看到一个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甚至看到全人类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规律。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描写希特勒入狱的时候，曾经强调：“他不仅彻头彻尾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去，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意志民族的过去，他的心中又燃烧起一股不容置疑的使命感，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德国。”许多男子汉看到这里，不禁赞叹：“这简直是一个民族领袖的最高境界！”
不，朋友，这其实是一个民族领袖最起码的境界。如果一个领袖没有“掌上千秋史”的、内心深处的千秋帝国，就不会有“胸中百万兵”的自信，就不可能激起一个民族的信念，更不可能唤醒这个民族蕴藏百年千年的本性。每一个民族的伟大领袖都是如此，英国的丘吉尔曾经写下四卷巨著〈英语民族史〉，印度的尼赫鲁曾经在狱中给他的女儿用信件写世界历史，埃及纳赛尔曾经写〈革命哲学〉，古时候的唐太宗和恺撒，也各自写下了十二篇〈帝范〉和五部〈战记〉。一个民族领袖不一定是学问家或者理论家，但他首先是一个体系一致的、有着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家，无一例外。
在这个基础上，他要有狮子一样的强制力。没有强制力的领袖，任你威望再高、见识再高，也注定两个字：失败。孙中山先生在创立黄埔军校、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以前，他是没有强制力的，所以空顶“共和之父”的名号，而颠沛流离。相反林肯用联邦军队的强制力，捍卫“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所以他能成功。穆罕默德带着仆人出走麦地那的时候，他不是什么安拉使者，而他和一代代信徒们举起圆月弯刀冲出阿拉伯半岛后，伊斯兰教就有了可怖的力量。成吉思汗有一部训练有素而残酷无情的作战机器，所以他尽管只有“让青天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场”的理想，但也没人能奈他何。毛移山倒海的秘诀，他自己也承认，枪杆子里出政权。
而强制力的根源是什么呢？是领袖的两种能力：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组织能力能把千头万绪，合成一股为我所用的强力，宣传能力则像火把一样顷刻投到民众的柴堆里，瞬间就能点燃那熔化喜马拉雅山的意志的烈焰。
天道无亲，领袖和民族的命运都是坎坷的。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领袖，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都在早期中期和晚期经历了不同形式的种种苦难。勾践曾为夫差的农奴，亲口尝粪；冉闵曾隐忍多年，被迫认贼作父；斯大林经历六次逮捕、七次流放；曼德拉为了黑人的权利，曾沉默地征服着高墙四壁二十七年；罗斯福正值壮年而得小儿麻痹症，终生无法离开轮椅；甘地先是受到种族歧视被半路推下火车，后是数不胜数的入狱和绝食；华莱士则忍受着刑场上的刀割斧锯，在发出哀求就可以释放的希望之中，选择了为苏格兰人呐喊出最后一声“Freedom！”……要成为领袖，就要对民族的苦难、每一个同胞的苦难，给予义无返顾的承担和真诚的悲悯，因为权力就是责任。
因此，一个领袖还要成为骆驼，在无人理解的心心相印之中，在唯有他能理解的同胞的潜意识里，支撑着一个民族走过那没有绿洲、也没有月华的沙漠。如果没有这样九死不悔、百折不挠的勇气，没有“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4]的决然，他就无法成为一个民族的领袖。而没有这样的领袖，一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
最后，他还要成为一个小孩。鹰的远见，狮子的激情，骆驼的律己，是人为的产物，在人为的背后，还必须有自然意志来支撑他自己。自然意志，就是童心，就是赤子之心。我曾经凝神观看孙文和林肯的照片，他们的眼睛像儿童一样的纯洁，那里面完全是对一个民族的大爱，甚至是对全人类每一个立场的理解和审视。
这样的自然意志，是每一个孩子从母亲那里带来的，一个民族的自然意志，也是从母系氏族的残余里积累起来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5]，当一个领袖完全抛弃了渺小的私欲杂念后，他就不会为任何一种厄运而恐惧，他就不会为任何一种失败而灰心丧气，他会始终像一个孩子一样，在愤怒中微笑，在痛苦中笑傲，对一切都感兴趣，每一时刻都看到眼前的长处，都判断出它们存在的价值，并明确地、坚如磐石地告诉自己：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的黎明。

[1]参见邹容《革命军》第三章《革命之教育》等章，曾数言如“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必须制造无量无名之拿破仑，其庶乎有济。”共和革命之时，推崇拿破仑者极为普遍，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亦与法兰西革命三色旗有关。盖因拿破仑乃法兰西革命化身，法兰西革命亦世界民族主义、民权共和之革命先驱。吾华夏因满清奴役，忽见法兰西革命，忆吾固有之遗风，见贤思齐，故呼唤中国之拿破仑。
拿破仑的领导，将法国从人人自危十面围剿的黑暗拯救出来，从教育、土地、科技、金融、高卢史、法语、医学、家庭、行政区、主权、法典各个方面，将法兰西革新成为一个社会契约，这是自由和文明得以立足的前提。
并且在这过程中，拿破仑从未放弃对共和行宪的追求，从厄尔巴返回法国的百日，他已结束了训政，全力推动立宪制，这是连长期误解他的贡斯当都深表赞同积极合作的。而且，为了终结隐患，拿破仑还对外消除农奴制、宗教法庭、封建采邑并且强行颁布法典。
拿破仑本来可以逃走，但是得知敌人进逼巴黎，于是写信给议会，请他们授权自己带兵抗敌，胜利之后杀了他都可以。被拒后，法国巡洋舰想引开敌人，让拿破仑冲到大洋，逃到美国，拿破仑再一次拒绝，说他已经不是皇帝了，为他一个人牺牲巡洋舰官兵是不允许的。
死前，拿破仑把全部财产捐献出来给法国百姓，以及他一生中的九十几个恩人，其中一部分专门给了滑铁卢那年遭受外国战火的省份。作为民族英雄，做到他这程度的，寥若晨星。
[2]参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三十一章《众神的末日：第三帝国的末日》，即其余有关希特勒之著作。
[3]参见孙文《国父遗嘱》等。
[4]顾炎武诗《精卫》：“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
[5]庄周《庄子 逍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