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最近，一部由台湾公视与HBO Asia合作推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以下简称《与恶》）令不少观众大呼惊艳。“金钟奖预定”、“年度最佳华语剧”等赞誉声不绝于耳。

《与恶》讲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随机杀人事件之后，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及其家属、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公共媒体以及精神病院如何面对伤痕、重建生活的故事。整部剧泪点密集，高潮迭起，刺激观众以社会为维度，重审旧有的善恶观。

《我们与恶的距离》在评分网站豆瓣上获得了5万多观众高达9.5分的高评价。

目前的剧评大都肯定了《与恶》的观点立场，譬如将善恶去标签化、为精神病患去污名化、反思媒体作用等等，当然也出现了少量尖锐的批评。考察剧集的内容固然重要，不过也可能落入窠臼，或是一味肯定其观点如何正确，或是表明与其不同的立场观点。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借助人们对《与恶》的不同意见，更深地理解彼此期待何种正义，追求怎样的共同生活。那些让我们缠斗不休的剧情议题，或许埋藏着解读时代精神状况的钥匙。

撰文 | 李静

《与恶》热播：思考时代精神状况的契机

时代的精神状况，如水似风，每个人都浸润其中却又难以清晰表述。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在时代转轨的1993至1996年间，大陆的人文学界曾经发起过一场“人文精神讨论”。当时，面对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对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倍感焦虑。但由于未能找到有效的谈论方式，这场讨论最终流于空泛，影响有限。此后，在市场化与个体化的双重夹击下，发生着种种形变。知识界内外其实也从未放弃对之加以捕捉与把握的努力。而《与恶》的热播，无疑又为我们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

在当下公共领域的情感表达以及对于精神状况的描述中，起码存在四条主要脉络。其一，情感市场的形成。他们或以心理“科学”之名，将“人”物化为若干指标，从而教人精确计算如何在人际交往中获利；或善于搅动时代的焦虑情绪，精准收割流量，然后再给出相应的抚慰商品。滚滚情绪流，在情感市场中俨然成了滔滔资本流。其二，情感的私人化或是圈层化。他们或将情感完全回收到个人层面，似乎只要用心理学“知识”解剖和认识自己，一切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或是寻求小圈子的支撑，孕育自己的“同温层”，以此抱团取暖，互相点亮。而对于公共事件，往往只能依靠媒体的转述，在“吃瓜”和“反转”间张扬自己的“正义感”。其三，低期待值的情绪氛围的形成。当下流行的“佛系”文化、“丧文化”以及“人间不值得”等种种观念，传递出了许多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与虚无感。不少年轻人循此过早进入“中年心态”，主张与其失望，不如提前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以平衡情绪落差。其四，情感与精神状况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的关注点。一些学者突破学院壁垒，开始尝试直面时代的精神状况，不再居高临下地批判，而是做出学理性的分析，将个体精神状况与历史、社会、政治等层面的因素相勾连，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学者贺照田对于“潘晓讨论”和雷锋精神的分析便是示范）。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我看来，对《与恶》的解读，不妨置于这四条脉络交织形成的对于时代精神状态的认知结构之中。《与恶》将个人痛苦与社会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关联起来，由此观测了“恶”的形成机制及其复杂性。所有人都是局内人的故事设定，也就使得在公共视域内直面时代众人的苦痛挣扎成为了可能。由此看来，《与恶》更接近于前述当下认知时代精神状况的第四条脉络。而难能可贵的是，与可接受度不太高的学术语言不同，《与恶》贡献了一个十分可感的故事，把观众引向一道又一道错综复杂的道德选择题，让不同的“善恶观”在此碰撞。正是在争论的胶着点上，时代精神状况中的难题被凸显出来，而一种关注时代精神状态的建设性方式也由此展开。这大概是我们在《与恶》播完之后仍有必要重提此剧的最主要的理由所在。以下我将从三个争议点，逼近《与恶》里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真问题。

议题一 理解加害者

伪善or止恶？

《与恶》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呈现了一个近乎来自上帝视角的“事件全景”，展现了随机杀人事件发生以后各方的真实处境，尤其深度聚焦于以往常被忽略的加害者及其家属的痛苦。不少观众认为，正是此剧引导他们去关注这一群体，促发他们重新思考法律与道德、人权的关系问题，以及善和恶的边界何在。但批评意见也由此而生。在批评者看来，所谓“全景呈现”，并不意味着去“平均”地展现事件各方。《与恶》花了很大的篇幅塑造杀人犯李晓明的母亲和妹妹李大芝的人物形象。当掩面偷生的李母掏出内心的困惑——“天下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当李大芝面对受害人家属宋乔安大声喊出——“难道我和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无数观众泪花奔涌，剧情达到高潮。这的确是以往的同类影视剧中着墨不多的面向。而相比之下，受害者一方的展现在剧中却没有那么“惨”。比如受害者宋乔安、刘昭国一家虽痛失一子，但他们仍育有一女，而且夫妻二人皆为新闻行业的精英高管，宋乔安的妹妹和妹夫还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医师。

在这些种种设定之下，直接的感官便是加害人来自底层，而受害人则为精英，观众自然会给予加害者及其家属更多的同情。此外，其他的受害者家庭在剧中扮演的大都只是一些功能性的角色，显得“毫无灵魂”。因此，有批评者认为《与恶》矫枉过正，以呈现全貌为名，却以加害者家属作为实际主角，具有明显的道德与价值倾向性。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此基础之上，更严厉的对于《与恶》的质疑是“伪善”。在批评者看来，善恶可以去标签化，但不能模糊起码的道德底线。加害者及其家属可以被理解，但所谓的“理解”如何与“脱罪”、“免死”、“圣母心”划清界限？更何况，这样的“理解”对受害者公平吗，谁又能跟受害者家属感同身受？难道只能被教导成为饱含慈悲之心的“完美受害者”吗？更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如果事情发生到你的头上，你还会如此理性客观吗？

对于此类意见，剧中的辩护律师王赦的原型——台湾人权律师黄致豪反问道：“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吗？”尝试去了解加害者，是为了从中寻找“恶”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恶”的发生，教化潜在的“危险之人”，从而在根本上保护我们的共同生活。在黄致豪看来，没有人是天生的杀人犯，如果我们只是在每一次无法预料的恶性事件之后，最为迅速和本能地将杀人犯除之后快，我们将永远无法运用自己的能力，减少“恶”的发生。

这大概是两种对于“恶”的不同态度的冲突，即朴素正义观与现代犯罪学的对撞。在中国文化中，“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因果报应”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法律信条，体现了民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与安全感。而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治理目标之一，便是保障社会治安与个人安全。个人出于恐惧与安全的需要，也必须要以“重罪用重典”作为制度保障。因此，所谓的“理解加害者”，也就非常容易被看作是挑战常识和道德底线。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另一方面，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曾经总结道：“刑法只知道两个要素，即违法行为和刑法。而新犯罪学却认识到存在三个要素，即犯罪、罪犯以及制止的手段。”福柯在《法律精神病学中“危险个人”概念的演变》中指出，19世纪初精神病学开始涉足司法领域。这使得犯罪“病理学化”，犯罪开始被视作一种病症。法律精神病学认为，通过对罪犯的心理鉴定，可以剖析出“危险因素”及其形成原因。

在王赦和黄致豪看来，他们了解过的精神病患杀人犯，大多是因为长久的“疏离感”和“不安感”导致了极端行为的产生。如果在必要的时候拉他们一把，情况也许就不会这么糟糕。尤其在现代社会里，“不安感”和“疏离感”愈发普遍，如果依然对此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坚持拒绝了解，那么“恶”就将变得愈发不可理喻，我们也将完全被动地面对“恶”的随机发生。有鉴于此，黄致豪持有司法教化与修复式司法的理念，这也延续了中国传统法律中“以礼入法”的经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此有着精彩论述）。我们当然可以有无穷尽的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法律职能是否兼容的辩论，不过最关键的问题或许还是到底怎样才能让“我们”以及身处的社会少受伤害？

议题二关注精神病患

免死“精”牌or重建人道？

在这部仅有十集的精悍之作中，几乎每集的开头都会播报一则社会热点新闻，并附上网友们的犀利留言，舆论场上一片腥风血雨。第四集《病识感》片头，虐杀儿童的犯人陈昌因为被鉴定患有思觉失调症（旧名“精神分裂症”）而免得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人气最高的留言道：“免死‘精’牌，我也要来一张”，“禽兽和律师一起装疯卖傻，律师自己带回家教化好了”。留言的对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些留言呈现了民众普遍的观念状态与内心的道德感。剧集内容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多数人面对重大事件时的直观反应进行对话，试图引导观众形成更为全面、理性、辩证的看法。倾听、关爱、理解和包容被拧成了“黑暗里抓得到的线”（见主题曲《别让我走远》）。而精神病患这个社会边缘群体，也成为了本剧的重点理解对象。

精神病患到底是可怜之人，还是危险之人？从不同的立场看过去，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司法审判中的精神鉴定，到底是维护了法律面前人权平等和司法正义，还是沦为了对罪犯的包庇，着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再关注司法精神鉴定的结果，都无法准确知晓其成果的科学性到底有多少。因为精神鉴定的专业性非常强，需要通过专业会谈、测验、检查以及访谈相关人士等多种手段，凭借有限素材回溯犯罪过程的“精神状态断面”，推定犯罪时刻的意识状态与责任能力。而且，不像生理性疾病有明确的指标数值作为判断标准，不同的精神鉴定方法可能会导致鉴定结果并不完全不同，因而难以避免主观色彩。在法庭上，精神鉴定还需要用通俗的语言向非医学专业背景者论证自己的推论。杨天围的《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一书就结合具体案例对司法精神鉴定工作有过详细梳理。总之，非专业人士对这一过程的准确性难以判断，对其结果又高度关注，在两者的张力之间产生种种担忧也是无可非议。可见，消除“伪善”，恰切地惩恶扬善，绝不只是一种态度，而要求必须同时兼顾司法、科学与人性。

《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作者: 杨添围 版本: 群言出版社 2017年2月

专业手段尚且面临诸种拷问，普通人理解精神病患更是十分困难。《与恶》尝试表现思觉失调患者应思聪的身体感受，多次呈现幻听、幻视的场景，让观众对这一病症有了直观的体验。《与恶》的正面效果之一，便是刺激某些观众开始认真思考，如果身边出现类似应思聪这样的精神病患，我们该如何面对？台湾学者林淑蓉曾在1999至2005年间在某精神病医疗机构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努力透过思觉失调症患者的幻觉经验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对情绪和行动的影响（具体可参看，收入蔡友月、陈嘉新编《不正常的人：台湾精神医学与现代性的治理》一书中的林淑蓉《身体、意象与变异的自我感——精神分裂患者的主体经验》一文）。不过专业研究一时间还无法改变人们对精神病患的惯常印象，基本的知识普及依然非常滞后。此外，精神病患就医条例虽经修订，既努力防止“被精神病”的乱象，又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及时就医。但在落实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精神病患面对着就医难、出院难、回归社会更难的现实状况。在此前提下，精神病患的去污名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诉求如何兼得，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过程。《与恶》在观众群中引起的两歧反应便是这一状况的真实投射。

议题三光明的尾巴

用爱发电or人间必备？

对犯罪原因的追索，经常会落到个性特点、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社会暴力与不平等机制上。剧中的精神病患应思聪最终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与姐姐和家人的关爱、同学的帮助以及心理医师的疏导是分不开的。《与恶》的导向，主要还是靠爱与理解去“翻新”、“净化”我们的“社会土壤”。在家庭和社会各方力量（政府部门的作用在剧中是缺失的）的共同努力下，去找寻“躲在云后的希望”。对此，有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用爱发电”，是太过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和头脑懒惰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制度、现实规则与司法实践，才是有力而可靠的，因为“爱”实在是太虚无缥缈了。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面对现实中的诸多难题，《与恶》无力确定地给出一条根本的改善之道，我们也不必对一部电视剧求全责备。它留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我在《<都挺好>：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一文中曾对该剧的大团圆结局进行批判性分析，《与恶》同样也是大团圆结局，但其温情默默不像《都挺好》那样令人尴尬。虽然剧情节奏略显仓促，《与恶》却给出了面对苦难时的希望。正如插曲《路过人间》里唱道：“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正是在困难面前的那一股真气，“笑开来好运才会来”式的迷信，让心碎者重建了对生活的信仰。批评者认为，尽管《与恶》可以自圆其说，但在现实面前莫不是太过“理想”了吗？

或许可以追问的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爱”了？在我们的时代意识中，与政经结构、国际格局、经济基础、制度契约和丛林法则比起来，“爱”显得太过抽象、幼稚、迷狂，无法解释这个世界的机构和运转逻辑，反而容易使人迷失于幻象中。罗曼司就这样终结了吗？这或许源于一种悖论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使之成为善的、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渺小，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外部力量的规约。我们渴望爱，却又如此不满足，希望将生活的理想能够牢牢地站在更为确定的根基之上。然而，谁又能保证，当我们让渡出自己的真情、心跳与幻想，就一定能收获确定的幸福呢？这也是一个长久的难题，如何看待人的意志和能动性？或者说在一个越来越被技术、政治、资本规定好的生活秩序中，人还如何散发自己的光与热？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与恶》抛出的问题，远比它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多得多。但它抛出的问题及其抛出问题的方式其实便是它的意义。它提供了一种讨论时代精神状况的可能途径。它让我们作为局内人去思考问题出在哪里。与“吃瓜”式的消遣不同，它让善与恶的思考变得与“我们”息息有关。因为在全景式的图景中，我们总是某一位置上的一员，总会与突发事件发生必然关联。《与恶》将彼此交织的社会之网融入多线叙事中，把我们结结实实地绑到一起，赋予精神状况以真正的公共性，而这在当前无疑正是极为稀缺的。它没有回避，而是直面我们内心共同的恐惧，在此基础上启发大家寻求继续生活的可能性。它既拥有努力把握“事件全貌”的野心，又沉入到了情、理、法纠葛的那些幽暗地带，执着于那些无法以孰对孰错轻易判定的“难念的经”。

这意味着，对精神状况的讨论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游戏，而是要在一次次具体的道德选择甚至历险中展开。如同法律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观众在观看《与恶》时被代入到具体情境中，思索应当如何应对突如而至的“恶”。

《与恶》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本文扼要分析了其中三个主要的方面），从而为辩证地、及物地、可感地展开讨论提供了中介平台，提升了思考的有效性。

阿伦特曾经提醒我们，丧失思维能力之时，恶便会真的降临。而当我们的思维能力延展一分，恶便会被逼退一寸。在人间行走，必要怀有这份英勇。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静；编辑：走走。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上周日晚播完了。

其实早就想写写它，但还是耐住了，想播完再纵观全貌。毕竟高开低走、崩盘烂尾的案例碰到过不少了。

但它立住了！

3月24日起开播，4月21日剧终，豆瓣评分仍坚挺在9.4分！IMDb上也只是从9.6分略降到9.5分。

影视娱乐类的公众号几乎都写过它，也曾经上过微博热搜。

虽然没在大陆播出，主流视频网站上也没有，但口碑效应出圈，想看的人自然还是能找到管道，豆瓣上参与评价的人已接近3.8万。

貌似中国大陆的观众总在羡慕“别人家的作品”。

如果说“文艺片高于商业片，欧美片高于国产片”算是观影鄙视链，那么电视剧圈的鄙视链或许更具象：英剧>美剧>日剧>韩剧>港剧>台剧>内地剧>泰剧。

前不久，张震接拍大陆的仙侠古偶剧《三生三世宸汐缘》，官宣后引发了广泛吐槽，电影咖、文艺片男神，年过四旬了竟然也跟特效捉急的玄幻画风搞在一起了，没眼看啊。

但这就是大陆电视剧市场的现状。

当美剧祭出豆瓣9.8分奇幻剧《权力的游戏第八季》(注：以下分数均为豆瓣评分)、9.2分科幻恐怖剧《爱，死亡和机器人》；

当英剧呈现9.5分生活喜剧《伦敦生活第二季》豆瓣、9.1分校园剧《德里女孩第二季》；

当韩剧热播9.2分医疗剧《囚犯医生》、8.3分校园剧《美丽的世界》；

当日剧贡献8.7分刑侦剧《紧急审讯室3》、8.7分家庭剧《昨日的美食》；

当港剧推出8.0分悬疑犯罪剧《铁探》、7.0分推理喜剧《福尔摩师奶》；

当泰剧上演8.8分同性爱情剧《清明时节爱上我》、8.5分复仇爱情剧《铁石心肠2019》时，

国产剧有什么呢？

中国大陆观众面对的是再翻拍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5.7分、再翻拍的奇幻剧《封神演义》3.4分、再翻拍的奇幻剧《新白娘子传奇》4.2分，难得有个都市生活剧，也是4.6分《青春斗》这样的。

大陆电视圈太迷IP了、太迷流量明星了，一再钻进故纸堆、一再毁经典不说，拍点稍微现实题材一点的，也往往是走向悬浮、不接地气。

即使前段时间火过的家庭情感剧《都挺好》，拍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和严肃话题，但也是有不少强行圆满、正能量先行的可诟病之处，评分7.8没过8分这道门槛。

而台湾呢？在台剧退流行多年后，再刮过来的风已然“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去年一部8.3分的教育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已经惊到我们了，对亲子关系的探讨直接而深刻；今年又来了部更不得了的，法治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刚播出前2集，很多人就高呼“华语最佳”、“神剧”！

与大陆电视剧动辄几十集、每天播也得播两个月相比，台湾这两部高分剧都只有10集的体量，一周只播一天，不怕观众没耐心等。

都是台湾公视联合国际巨头出品，《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台湾公视×Netflix，《我们与恶的距离》则是台湾公视×HBO。

台湾才2300多万人口，结果有N个电视台，电视频道据说有100多个，竞争惨烈之下自然为收视率常会有非常手段，而台湾公视相对是政治上清流的，也不以营利为要务，所以才能潜心做好剧吧。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集结了很多台湾熟脸演员，《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卡司则更加有大陆知名度，贾静雯、吴慷仁、温升豪、曾沛慈以及2017年金钟奖最佳新人陈妤。

话说金钟奖视帝吴慷仁真是个宝藏演员，《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也有演，9.3分的《一把青》、8.5分的《麻醉风暴》、8.1分的《下一站，幸福》等等高分作品里都能看到他。

台湾曾经是偶像生产基地，但现在也没有唯鲜肉和流量为指标了，《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中生代担纲，贾静雯45岁、温升豪41岁、吴慷仁37岁、曾沛慈35岁、陈妤25岁，另外主要演员有37岁的施名帅、36岁的周采诗、34岁的林予晞，更别提1971年的谢琼煖、1965年的洪都拉斯和1952年的检场了。

该剧导演是林君阳，作品不多，大陆观众比较熟悉的是他执导的综艺，2016年《十二道锋味3》。

编剧是吕蒔媛，她的作品我们熟悉的有2018年的《谁先爱上他的》，提名了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2016年的《滚石爱情故事》，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一集(女主是曾沛慈)和《写一首歌》那一集(男主是郭鑫)的编剧是她；2015年的《出境事务所》，男主是吴慷仁。

《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开篇就震惊观众：饰演律师王赦的吴慷仁在法庭外被当众泼粪，并被电视台直播。

接着带出一起社会恶性案件，两年前台湾青年李晓明在电影院无差别杀人，导致9死21伤，该案是台湾近年来死伤最多的随机杀人案，也是电影街有史以来首起致命攻击的犯罪事件，经过漫长的调查和审讯，现在司法机关核准了死刑。而王赦是李晓明的辩护律师，一直在探究杀人动机，想在李晓明枪决之前争取时间。

剧情由这个案件引发，但每一集都有一个新的事件和衍生新话题，有精神照护机构开在社区引发居民抗议、有精神病导演闯入幼儿园、有思觉失调症男子狠杀2童、有网红少女自杀、有遭霸凌的男生报复社会杀人、有得抑郁症的母亲带儿子跳海、有机车行新员工杀死老板、有高官受贿和上汽车旅馆，等等。

这些又都和主角们发生勾连，角色之间也是各种牵扯缠绕。

所以先搞清主要人物的关系图谱，是很有必要的。

【王赦】帮扶性的人权律师，经常帮恶性案件的被告做辩护律师。

【宋乔安】品味新闻台新闻部BOSS，儿子天彦是李晓明枪杀案死者之一，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女儿天晴。

【刘昭国】宋乔安丈夫，网络先驱报BOSS，之前也在品味新闻台工作。

【李大芝】原名李晓文，李晓明的妹妹，改名后进入品味新闻台，但她之前不知道宋乔安是受害人家属。

【丁美媚】王赦妻子，已有一幼女，现又正怀二胎，娘家富裕。

【应思悦】李大芝的房东，开饮料店。

【应思聪】应思悦的弟弟，不得志的青年导演，女友自杀，应家有精神病遗传史，他也被诊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宋乔平】宋乔安的妹妹，精神病看护社工师。

【林一骏】宋乔平的老公兼上司，精神科主治医生，应思聪是他的病人。

【廖纽世】宋乔安下级同事，资深新闻人。

每一集的片头都以社交网络上的新闻和网友评论为转场。很有现实代入感，也感觉很真实。

虽然李晓明案是串起人物的主线，也是戏剧矛盾的关键冲突点，但其实在第五集李晓明就被枪决了。

当最强戏剧点下线，如何还能绷住，继续抓住观众心弦，把这个案子的后座力推向生活更广处、人性更深处，这很考验编剧的架构能力。

全剧名场面很多，名台词很多，请自行观阅。

剧里几乎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但其实生活要你踩坑，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你能做的，也就只能像中国女排精神那样：勇敢站起来，抖一抖身上的尘土，满怀信心地继续前行。

第一集-受害者

第二集-母亲节

第三集-裂痕

第四集-病识感

第五集-罪人

第六集-枪响之后

第七集-霸凌

第八集-众生皆有病

第九集-黎明之前

第十集-未来的样子

仅只有10集，但每个主要角色的塑造都比较完整，没有单纯的功能性角色，剧情不注水、节奏快，没有奇奇怪怪的柔光磨皮滤镜，职场的戏份也不悬浮。

虽然并发事件多，但戏剧矛盾集中，都是聚焦在人生交锋，这交锋生发于各自事件立场、社会地位、职场角色和性格特点的差异所致。

重点说说王赦和宋乔安。

王赦的主要困境来自职业理想和家庭生活的冲突。

律师本是个光鲜职业，但王赦满身社会正义，总接死刑犯的案子，赚得就相对微薄了，而且每天还忙得脚不着地，自然无暇照顾妻女。

王赦的正义理念很难获得大众理解，受害人家属更难以接受，键盘侠们也将其视为帮凶，总之就是多头不讨喜。

妻子丁美媚已做了全职主妇，又在二次孕期，幸好妻子娘家境况不错，时不时能贴补些。

丁美媚勤俭持家，也很支持丈夫工作，体谅丈夫不易，在娘家处处维护丈夫自尊。但“丧偶式育儿”的日子久了，再忍让的妻子也难免心生怨怼。

应思聪当时闯入的就是王赦女儿所在的幼儿园，丁美媚大受惊吓。后来应思聪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身怀六甲的丁美媚自然更害怕他这种人。加之王赦帮杀人犯辩护，长期遭网友谩骂，并人肉搜索到丁美媚的社交账号，在评论区诅咒恐吓，加剧了丁美媚每日战战兢兢。

有一天丁美媚在街头遇到应思聪，应激反应中动了胎气，导致早产，后来新生儿还早夭了。丁美媚的父亲忍无可忍，痛批王赦自私，只顾职业理想，却连自己家庭都无力照顾。

再加上王赦的当事人陆续死去，他想追寻的法治正义推进困难，王赦终于面对现实，不再做帮扶律师，而代理起报酬高的案子，例如帮黑社会大哥辩护脱罪。

丁美媚真的是个好妻子，看到丈夫接违心的案子很压抑，她主动沟通，还先坦诚自己不对的地方，剖心剖肺说开了，两人都大哭，夫妻风雨同程就不必怕前路无彩虹。

王赦退出了黑老大的官司，还把律师费都退了，继续去追寻李晓明杀人原因，并促成凶手家属和受害人家属面对面谈话——剧里这里做得很好，没有绑架人性强行圆满，受害人家属很多还是不原谅的，但彼此这么交谈过，对双方都是一定程度的释怀。

宋乔安的主要困境来自丧子之痛和行业操守的冲突。

在其他人的描述里，儿子遇难前的宋乔安是个业务能干、情形温暖的新闻人，家庭关系也有和谐。

儿子死后的两年里，宋乔安性情大变，染上酒瘾，在办公室是女魔头，在家里是悍妻，对女儿也疏于照顾，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新闻业本身也竞争激烈，抢新闻、搏收视率，各方面的焦虑叠加，更加让她走不出内心阴霾。

其实她还有一份内疚，儿子出事那天她也在戏院，她对影片不感兴趣，借着接工作电话的机会独自溜出去喝咖啡，这是剧情在后面才披露的，人物心理动因更加多维。

宋乔安的自我放逐也有自虐成分在，自己的日子若过得好，觉得就是对不起儿子。这是很普遍的一种幸存者心理，《唐山大地震》里徐帆多年后面对女儿张静初也说过，“我要是过得花红柳绿的，就更对比起你了”。

在职场上，宋乔安也丧失了新闻人的初心，但还不是毫无底线，在应思聪闯幼儿园时间中，她就顶住电视台压力坚持在幼儿获救之前不做现场直播。不过当她偶然识破她一手提拔的下属李大芝就是杀子仇人的妹妹时，她派出记者跟踪偷拍李家行踪，获得独家新闻，引发李家被媒体围追堵截，李大芝和她对质时，她也强硬回怼，丝毫不觉有违新闻伦理。

后来宋乔安被李大芝多次道歉和她顽强求新生的努力触动，也眼见媒体在追逐新闻时对一些当事人的伤害，她逐渐想走出受害人家属的困囿，调整了和丈夫女儿的相处状态，并且和廖纽世携手重整品味新闻的报道模式，面对高层干涉新闻自由，她用休假来抵抗，被下放到新媒体事业部，也姿态漂亮地鼓起干劲。

贾静雯很好地演绎了这个角色，完成度较高。当大陆女演员普遍抱怨人到中年、结婚生子之后就难再接到好角色，已结两次婚、生了三个娃、近年减产的贾静雯在台湾还能有演宋乔安这种正剧女主的机会，是幸运，是保养得宜，更是实力使然。

有专家说李晓明是自恋型人格，也有人说是反社会的人格。但李晓明到底为什么杀人，最终剧中也没有想当然的编造一个答案。

人已死，他的内心隐秘也就难以复刻了。

想起前几天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一个17岁男生从私家车里钻出来，当着母亲的面跳桥自杀，网上的评论沸反盈天，但那个男生的自杀动机、当时的心境究竟是怎样，已经无人知晓了吧。

“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就是喜剧了。”最后剧情结束在三年后，给了每个主角一个光明的结局，大家都重新在人生的跑道上出发。

但观众没有被强行灌输正能量之感，更多是会感到欣慰。

影视剧都是要造梦的，全员恶人、一黑到底固然很酷，但在临摹真实社会之余，收稍时温暖一点，让追剧的观众获得一点力量，本也是职责所在。

无需去断言什么今年口碑第一华语剧了，我只想说，《我们与恶的距离》很好看，就这么简单。

冲着导师闲聊时的推荐和9.5分的极高评分看的，看完非常失望，实在不敢苟同这个评分。

首先，我认为本片的问题切入角度/聚焦方式与它想要达到的高度，有很大差距。

其次，对于题目和开头抛出的几个核心问题，全片都只是做了一些皮毛化的拓展，并未深入探讨成因。全篇围绕相关疑问，啰嗦地进行多次重复无效叙述。但问题“各位好坏”“我们是怎么变坏的？”“怎么办”等问题缺乏深入追问。最后编剧把锅分给“7岁智力”的民众唯利是图的媒体毫不作为的政府，然后故作深沉地摊摊手，撒花。至于成因和解决方案，没有任何的探讨。

撕裂的团圆结局像是个笑话，剧终前幕布拉下来，我都想往上面写个“梦”字。

另外，编剧虽然没有好好深挖主题，却很贪心地塞进了很多私货，极度不舒适。

最后，本片在角色塑造上有多处不合理。

乔安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逻辑是自我矛盾的，性格发展与转变都演绎得太僵硬了。

乔安女儿的性格表征也是自我矛盾的。

中二青年刨土员王赦，前面一路开着伟人视角使劲儿刨，后期突然心理暴毙，性格转变一段看似合理实则极为唐突。是，沉迷在自己追求中的中二理想主义者确实可能会半路死去，但转变的原因却不太可能是因为这种事。

思怡和她的退婚夫一家，台词和表演很生硬浮夸，角色脸谱化太严重，我实在不太理解这段剧情对于本剧的意义是什么，这么浮夸实在是看着尬得难受。

最后一个槽点是关于剧集长度：既然对于问题成因的挖掘只是浅尝辄止，那剧情推进为何可以如此拖沓？砍成三集完结的迷你剧说不定会好很多吧。

有一个问题，我看了很多五星评论，一顿神吹，但都并没有提到这片子到底哪里精彩，哪里好看。

我觉得，实在算不上好看。

（只是记录个人观影感受，写多了超过字数就转成剧评了。）

母亲，成为一条暗线，将几方牵连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去年暑假，一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还意犹未尽，即便高开低走，软硬伤皆有，但在华人圈中能有这么一部所谓披着科幻外衣却鞭辟入里探讨华人家庭教育的作品出现，聊胜于无。

今年早早，又横空出世这样一部现在可能还鲜为人知但目测厚积薄发的类型作品，不得不怀揣着几分思绪，提笔。

得益于网易云第一时间的新歌推荐，yoga的《别让我走远》借着其慵懒但不失深刻的声线一下洞穿了耳膜，再细细琢磨歌词，顺藤摸瓜，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我们与恶的距离》。看了看简介，看了看演员，看了看预告，直觉告诉我：正点。

其实还有一层原因，源于现实。

受害者是否也会转变为加害者？加害者是否也曾是受害者？我又想到了于欢案。

一个是前不久西南某地的学生食堂问题从发生到戏剧化的逆转，一个是沿海某省份发生了爆炸，据说前去拍摄的某媒体的无人机因“不明原因”受到干扰，还有一个能明说，就是隔壁家由李胜利牵扯出的巨大丑闻。三者的交集其实很简单：真相。

恰好今天又看了讲述韩国高层干涉新闻的纪录片《共犯者们》，一向自诩还残留少年正义感的我颇有感触。

前两集的铺垫恰到好处，一条主线，几方人物逐一登场，而战场则正是最需要真相的新闻行业和律师律师行业。

看过颇多也非常钟情涉及到这两个行业的影视剧作品，不亚于最最直接揭露真相的刑侦类。但相比于后者，前两者则反而才是现实中与我们最贴近的行业。到现在还记得《聚焦》的面对多方压力不动如山的豪迈，还记得《匹诺曹》中的那段话：

真相就像碎片一样散落在四处，从来不肯让我们看到它完整的面目。当我们所找到的东西不是真相的时候，真相会向我们发出琐碎又细微的信号，那就是怀疑。于看似完美的真相，并不相称的细微碎片，怀疑。在打消怀疑的那一刻，真正的真相就会隐身消失，眼前看见的，不一定是事件的全部。

故事的肇始可能颇具日系同类作品风格，但随着剧情的逐步展开，我好像看到了一种更亲近的情愫，或许是因为明显的语言，或许是因为暗藏的伦理，毕竟，蓝绿那边再怎么折腾，同宗同族的文化积淀不是一时半会能改弦更张的。

可惜的是，不像耐飞那种财大气粗动不动就一口气全部放出，周播两集又让我有了小时候那种不甘，但好货不怕晚，细水长流，慢慢品味，来日再叙。

说回来，点点题，经常会看到有人问：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坏吗？想了想最近爆红的流浪大师被一群来自大江南北，张牙舞爪的网红前扑后拥地消费，而上面提到的两件新闻却会因为多方阻碍和我们七秒钟的关注和记忆而销声匿迹，那我不得不挪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想法： 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也不惮以最悲观的态度来看待国人。

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摇晃在你灵魂两侧的两个小天使到底谁出现的频率更高？

汉娜阿伦特在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曾说： 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纬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简单点说，正如我的短评所说： 所以，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平庸的转身，更或者说一念之间，就是“恶”沉默的帮凶。

3.4集观感

世上最让人无法直视的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那人心的裂痕是否还能透露阳光？

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关注这部剧，也满足了我的初心。

加入的线索也逐渐增多，就不一一展开。

其中有两条，比较留意。一个是宋乔安夫妇因为女儿“涉嫌”早恋问题被叫家长，我想表达的不是关于早恋，而是父母。想必很早的时候大家都听过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渐丰，我对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乃至排斥。这句话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确实站得住脚，但根本上混淆了一个是非问题，真正影响孩子，真正能教育孩子的是谁？

家长。毋庸置疑。老师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如义务教育阶段，核心是授业，至于传道解惑，也是在更具体条件的情况下更高阶的责任。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授业是法律，是底线。而传道解惑则是道德，是拔高。此处为了减少给杠精不必要的杠素，不再赘言。但我觉得，但凡能独立思考能慎独的人不太会否定我的观点。

我更偏向于把insight翻译成：觉解

第二条，加入了精神科医生和更详细的关于精神鉴定的讨论。不好意思，我又想到了那位电击疗法的杨姓医生。再多的关于精神鉴定的传闻和新闻，有心的人自然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

最后，又是关于最近的热点新闻。刚好可以见缝插针的切入进来，这也无疑表现出本剧的魅力所在，基本上最近几年，那些令我们或唏嘘不已或愤慨悲伤的新闻背后都可以在本剧投射。

我想说的是从前年开始，某些学校某些老师因为某些学生的告密而停课的事件。在此，又是碍于多方面原因，不便展开，但我曾说过：生而为人，请善良。大是大非前，务必善良。此处的善良，含义颇多。我不想看到历史再次发生。

网上曾流传的一段柴静说过的话，来源根据考证仍不详，但没毛病，碍于某种原因，涂鸦一下。

众所周知，在日语里，老师、律师、医生等德高望重或者说是国家良心的人才有资格称为“先生”。

这些职业内的腐败固然可怕，就好比严重的外伤。但更可怕的是这些被称为“先生”的人被一些本无恶意，但在大是大非前善恶不分的人所中伤，一点一滴的蚕食内部的机理，进而人人自危，瓦解整个行业的底线。坏人作恶，我们姑且还能根据经验防微杜渐，当曾经的好人或者说普通人被蛊惑甚至威逼利诱去戕害好人的时候，恶，已然成为癌细胞，逐步扩散。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得罪

5.6集观感

剧情过半，渐入佳境之时却在李晓明突然被紧急执行死刑后显得有些怅然若失。

第五集片头照旧由社会新闻和网络评论引入，这次，是已经说烂的‘网红’。我本人因为对这类人群向来嗤之以鼻，所以不想评论太多，他/她们确实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但本质上还是人窥探欲与暴露欲的变体。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有人悲观地认为，我们会亡命于“老大哥”似的威，，权之下。有人则“乐观”地判断，我们会葬身于“甜蜜的毒药”。“三生有幸”，我们很多人夹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饮鸩止渴”。

再有就是“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博弈。这也是本剧以律师王赦（赦免？）为核心之一的延展。鉴于本人不是法律或政治学等社会学科出身，不敢太过造次。

只想说说自己的浅薄之见，《罗伯特议事原则》中有一段话：

在讨论过程中，不预设关于正确答案的实质性标准，而是以根据议事规则进行辩论和证明的结果来决定取舍。因此，在组织和会议的运营中应该确立这样的信念：程序正义优先于结果正义——这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给我们的启示。借用孙文先生的表述，即民权初步始于程序。 套入本剧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和王赦大同小异的观点：即便杀人犯该千刀万剐，但应该交由法律来定夺。如果所有的判断都是源于没有任何分析推论和判定的想当然，即“杀人偿命”。一来容易被既有观念所干涉，二来，会照成某些冤假错案。这儿我想举个例子，就是《七号房的礼物》，如果柳成龙所饰演的爸爸没有因为先天的自身问题和后期种种感情因素所胁迫，是不是剧情会朝更好的方向进展。诸如此类的的作品很多，如《杀死一只知更鸟》，《绿里奇迹》等等等等。

当然，程序的运作自然要受人为的干扰，正如片中那位母亲所举：很多权贵，完全可以手眼通天，见缝插针的左右程序。这样的新闻或实例，呵呵呵呵，就不用说太多了吧。(国外有辛普森案件还有《制造杀人犯》，国内还有传闻中那位儿子撞死人被搞定现在已经进去的令狐人士。)

那么，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是否相悖，是否能共存？不能仅仅交给时间和那些法律从业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准则。有些东西虽然是人想出来的，但它是冰冷的。人心虽然是热的，但人心又会受到多方影响而失去客观。

倏忽间，脑回路想到了太多，特别刚刚过去没多久的新西兰和2011年奥斯陆枪击案

第六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婚姻关系。主要是宋乔安夫妻咨询婚姻专家，王赦夫妻车内的一席对话以及林一骏夫妻的嬉笑怒骂。

鉴于我本人只有过恋爱经历，尚未步入不知道是殿堂还是围城的婚姻，细究起来是没有太多发言权的。但好在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朋友给我提供了太多现实的或好或坏的例证，特别是其中有诸多幸福婚姻的楷模，加上耳闻目睹更多。关于婚姻，我觉得《简爱》中那段话质朴但掷地有声：

最好的婚姻关系是，我们是亲密爱人，是同舟共济的队友，是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更是彼此最有趣好玩的朋友，也是强强联合互相扶持共同进步的婚姻关系，只有这样一段关系才能长久的稳固。（又想到了那张丑脸的王小波和可爱的李银河。）

眼看着最近数据统计，结婚率的大幅下降和离婚率的与日俱增，我大概知道原因，但又不想细究太多 此处引用一下朱光潜老先生曾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话吧：

一般人误解恋爱，动于一时飘忽的性欲冲动而发生婚姻关系，境过则情迁，色衰则爱弛，这虽是冒名恋爱，实则只是纵欲。我为真正恋爱辩护，我却不愿为纵欲辩护；我愿青年应该懂得恋爱神圣，我却不愿青年在血气未定的时候，去盲目地假恋爱之名寻求泄欲。

毕竟，我依然固执地纯真地相信爱情和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无论何种欲望促使我开始步入婚姻，我坚定地以爱情为核心。

7.8集观感

此时的弱者，彼时却成了欺凌者

先说个题外话，前几天看到一个段子，讲台湾本土对本剧的一个评论：我们与恶的距离，210公里。（哈哈哈哈哈，没错说的就是你，冲绳。）

伴随着李晓明的紧急处刑，剧情的一条大主线戛然而止，几方稍显归于平静。但关于“恶”的纷扰与困惑还在进行，恶与我们的距离依旧或近或远。

开篇又引入一个同款的案件，陈昌杀童案（推荐一下最近较火的韩剧《囚犯医生》）。而由本案引申并峰回路转出来一条：新闻真相与新闻引导以及那些躲在背后带节奏的键盘侠。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去年发生在重庆的公交车坠江事件。一波三折，“恶”的头衔从不会开车的女司机到深夜宿醉的公交车司机再到监控还原了乘客才是罪魁祸首。短短的十几天，舆论的风向三易其主，吃瓜群众们也向墙头草一般东摇西晃。

从大脑的生物性来说，人本能地喜欢新闻，不喜欢旧闻，既然真相和谣言都是旧闻，那么更离奇更重口的谣言，显然会胜过平淡无奇的真相。

这样的翻转甚至是翻转再翻转仿佛已经脱身于艺术，回归现实，并在现实中演绎的更加惊愕。（还有多少人关心并清楚那个由小崔爆料跌宕起伏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案 卷 丢 失 案？）作为媒体从业者，在这个流量为王可以变现或者说优胜劣汰的时代，在普通的真相和诡谲的引导中，如何抉择，是遵循职业操守，还是听从内心本真，抑或只是不触碰最低的法律，就像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样由低到高，因人而异。一般人没有探寻真相的本能，相反那些建构在真相基底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更容易贩卖。这样看来，动机的缺失和探寻成本的昂贵导致真相成了稀缺品。于是，键盘侠，这样歪曲且丑陋的产物应运而生。他们或许并没有真金白银的诱惑，但躲在屏幕背后的人的劣根性充分地得到了满足。 比起真相，更多的时候是谎言。谎言会缝合暂时的矛盾，使不安沉睡。真相比谎言更让人难受，所以大部分人都想避开真相。传达真相一直是让人痛苦的事，所以我偶尔也会在真相面前闭上眼睛。

其实没有谁会在意真相，人们只会相信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真相。

就像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一样，我们的精神中也都有细菌和病毒的游荡。人有病，天知否？

我对众生皆有病最明显的感受是重回豆瓣以后，曾经的精神角落背后原来是那么多受伤和受丧的灵魂。慢慢的，我以这种视角去同视现实，才恍然大悟，再光鲜亮丽的华服配饰，再高深有趣的言谈之下都掩藏着那颗斑斑点点不可直视的心。没有一个时代是无暇光洁的，也没有一个族群是无懈可击的。

安东尼奥尼曾说：神经官能症不是现代世界的后果，而是我们与世界的分隔和不适应这个世界的结果。

人类的存在在历史的演变中周而复始的与“精神病”抗争。我们这代是“丧”，是个体的冷丧，上一代却是热，是群体的狂热。

某种意义上，确如胡适先生所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

另外，这个剧能留火种的留火种，鉴于接二连三类似bi哥，老梁这样看起来莫须有又“无厘头”的文化事件和本剧中能偶尔可以看出来的XX不正确，即便我看到某官mei也推荐此剧，但谁知道它们会不会后知后觉，神经紧绷突然变脸，这篇影评和本剧会不会像我原来的好多短评那样不是被删就是被蒸发了呢？

反正，我习惯了，但我还是要说。

9.10集观感

最黑暗的时刻出现在黎明之前。——保罗·柯艾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曲终收拨当心画，完结撒花。

说点题外话，甭管明年郭，韩，蔡抑或其他当选，都要赶在他们之前去一趟朝思暮想的台湾，面朝太平洋，呼吸一下华人圈残存的自由空气。

还有哦，果不其然，豆瓣里的“老大哥”没有网开一面，还是把我的短评删了，目测啊，这篇长评也是时日不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平台，也就豆瓣还算“洁身自好”没有充斥太多戾气，为了让它和阿北能继续充当我们的精神角落，觉得哪不合适，删就删吧，无所谓了。

夹带点私货，还有很多条目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你懂得

李晓明被处决已有，应思聪果然成了最大的变量。原因无外，他是那个所谓“有病的人”。其实前几集看的时候，因为他人设的原因，我想到了《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因为自身的抑郁问题也好，还是因为传说中某王姓导演夫妻的缘故也好，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陨落，除了唏嘘，结合最近的996问题，我最想想表达的是：给年轻人一点空间，一点时间，给年轻人一点自由，让我们那么残喘一会，都会换来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再有就是大婚当前，应思悦和其男朋友的那场对峙。她男朋友算不算渣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疑给各位女性以及男性·提供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面对危机和困窘的时候，是针尖对麦芒的拔刀相见，底牌全露，还是真心地做好了共同面对，相互扶持的准备。患难见真情，真是totally right。

一个小彩蛋，38分钟左右，在王赦的办公室，我看到了《因父之名》的海报，不知道是编剧，导演，场务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总归很贴近本剧的旋律。

最后说说媒体，不知道从何时起，曾经相比之下敢于仗义执言的“南方系”因为诸多原因偃旗息鼓。加上后期你们看到的更多的关于一些新闻媒体被勒令整改的新闻，不得不怀疑和思考历史重演的趋势。

媒体，无疑放大和加深了我们的“私欲”，但我们离真相却好像越来越远

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宋乔安职位调整的事儿我就不赘言了，毕竟那个圈子和类似的圈子的种种是非，真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

应思聪因为未按时服药，旧病复发产生幻觉然后闯入宋乔平办公室，险些酝酿出悲剧的片段倒是在最后一集锦上添花。不想再以《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所说的：“在病态的社会中，精神病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来颠倒和逃避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所谓“有病”的人。

我给出的答案可能很宏观（说了跟没说一样）：

不要害怕，不要歧视。

多一些爱心，再多一些耐心。

其实最后一集最让我动容的是三对夫妻的“冰释前嫌”，特别是王赦夫妻的对话。

尤其是王赦的那六个字，简直就是我一年以来的内心os：

“我没变，我在呢”。

然后就是几方受害家庭（当然李晓明的家庭也是受害者）坐在一起的“和解”，演技在线。

碎碎念了这么多，其实在当下，我最想表达和呼吁的是一份执着，一份坚定，一份善念。

犹记得正好年少时，看《那些年》，青春爱情的萌芽和逝去当然令人悸动与感伤，但我到今天记得最清楚的话却是柯景腾说的：“ 我想成为一个厉害的人， 让这个世界因为我而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幸的是，我自诩正在现实中一点点做到，包括线上你在看我写的这篇剧评的时候。

当然，因为各方面原因，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份信念，这无可厚非，那我希望另外一段耳熟能详的台词可以提醒大家。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最后：

纵使这个世界在腐烂，总还有几道不屈的光线。倘若这个世界腐烂得无以复加，我们就合力让它重生好了。

“if you stay，陪在我身边，凝视我的脸所有狼狈，照亮我阴暗的每一面，不顾一切，包围一切，光线里别让我走远。 ”

愿你身边有光，愿你也是一道光。

看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我的第一感觉是：台湾真小。

小到像是只有一个律师，一家医院，一个幼儿园，一家奶茶店。

当然这是笑谈。

只有世界够小，人与人才总有机会遇见，复杂的戏剧性才得以上演。

世界越小，编剧的野心就越大。

《我们与恶的距离》讲述的，是围绕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的社会众生相。

剧中的杀人者名叫李晓明，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他走进一家影院，持枪扫射，酿成了9死21伤的惨剧。

没有人知道他因何行凶。

这也是这部剧留给我们的最大悬念：一个人怎么会如此淡定地拿起枪杀死一群人？

本以为这部剧会告诉我们答案，可是在第5集的结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李晓明被执行了枪决。他的杀人动机成了永远的谜。

这太让人遗憾了。

尽管李晓明死前留下了一封信，但我们却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里，了解他更隐秘的心理。

为什么说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如此重要呢？

因为真正的杀人者是“动机”，而凶手的肉身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在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仓促地杀死凶手，实际等于让“真凶”永远逃脱了。

不管怎样，李晓明死了，受害者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如愿了。

可事情就此结束了吗？

并没有。

凶手留下的伤痕才刚刚开始蔓延。

这个伤痕最先属于受害者的家人，他们失去了至亲，悲痛欲绝，要花上几年甚至一生去平复。

这个伤痕后来又在媒体的追踪和放大下，成了横在每个人眼前的一道疤。

这道疤的下面，藏着一条深深的缺口。

人最不能忍受“缺口”的存在，于是总要找到某种方式，把缺口填上。

既然杀死凶手收效甚微，于是潮水般的愤怒开始转移，朝着凶手的家人汹涌而去。

谁让他们和凶手流着相似的血液呢？

血脉相连，自然难辞其咎。

于是我们看到，李晓明的父母要终日忍受媒体的骚扰、网民的咒骂和路人的冷眼，最终，不堪其扰的他们躲去了乡下，过上了深居简出的日子。

妹妹李晓文化名为“李大芝”，外出谋生，想给自己换来一个清白的身世和一段崭新的人生。

可是，无论是躲还是藏，都逃不过命运的追杀。

好巧不巧，李大芝工作的品味新闻台主管宋乔安正是受害者家属之一。在得知李大芝的身份后，她派记者秘密跟踪，最终暴露了大芝的身份和家人的藏身之所，使得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刚刚爬出深渊，又再次跌落其中。

那是整部剧除了凶手杀人以外，最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桥段。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与恶的距离，竟然是如此之近。

尽管我们都能理解，宋乔安因为痛失爱子而满腹愤怒，她无法接受凶手一家过上表面安稳的日子，她要亲手毁掉这一切。可是，一旦她出手了，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从“受害者”的位置移开，坐上了“加害者”的席位。

这是让她无暇多想也始料未及的。

不止如此，片中的那些旁观者们、网民们，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对凶手的家人恶语相向，放肆辱骂。

我也能理解这背后的心理，排除那些借酒撒风的心理变态者，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他们基于一种朴素的同理心，由他人的悲剧联想到自己和家人可能存在的风险，于是感同身受地将愤怒发泄到凶手及其家人的身上。这一潜在的心理轨迹，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就是对的呢？

显然不是。

这部剧要讲的其实是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我把它看作是一部关于常识的剧集。

对于这部剧，我原本是无话可说的，因为它讲的太正确了，正确到早该成为某种共识。

可是，它在今日的爆红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些常识在当今社会仍然是稀缺之物，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用“高分”来认可这份常识。

这个常识是什么呢？

用四个字就可概括：把人当人。

这是一切的基础。

只有把人当人看了，才有所谓“人权”的存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人当人看。我们会把杀人者看作恶魔，把凶手的家人看作恶魔制造者，把精神病人看作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当这些人被贴上了“非人”的标签后，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他们采取“非人”的对待，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把“正义”的奖状贴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恰恰是杀人者在行凶时的心理过程。

在凶手的眼中，被害者并不是人，而是某种欲望的工具。

凶手通过杀死他们，来达成内心隐秘的欲望。无论那欲望是复仇，占有，发泄怒火，还是满足变态的快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把凶手或其家人，由具象的人抽象为一种欲望的代号时，尽管那欲望很可能表面上很正当——比如我们想要消灭危险，获得安全——但其实我们在底层心理上与杀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都是在把人物化的基础上，企图消灭对方。

只不过杀人者用的是刀枪，而我们用的是语言；杀人者是让一个人死，而我们是让一个人失去生存的可能。

这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表面上相去甚远，实际很近很近。

近到你毫无察觉，就已经站在了恶的一边。

最后我还想就剧中的一个角色，再说几句。

这个人物是律师王赦，赦免的赦，一看便知是个帮凶手辩护的家伙。

说实话，这个人物并不讨喜，因为他太正确了，也太正气了，俨然一个新时代的“伟光正”形象。

在他的身上你也看不到任何弧光，而只能看到一条笔直的高光。这也使得这个人物缺少了些魅力。

或者这么说吧，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秉持着对于人权、正义、真相的信念，一心要和这个扭曲的社会死磕。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他的处境比李晓明的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家人也一再受到威胁。

这样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里自然是不讨喜的。

人们会骂他傻、轴，不会变通，不懂得审时度势。

但我想说的是，我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我们不逼迫任何人做出牺牲，但当一个人自愿做出了牺牲时，我们至少应该鼓掌，而不是说风凉话。

这是底线，不是什么高要求。

也只有这样，每个人都把人当人，并对那些为了早日实现一个“把人当人”的社会而付出努力的人报以十足的尊重，我们才能真正拉开自己与恶之间的距离。

这段时间，这部新出的剧集口碑炸了。

一句话概括：它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评分最高的华语剧——

这是HBO和台湾公视联合推出的一部剧集。

HBO大家很熟悉了，公认的“神剧制造机”，以黄暴污和高品质闻名。

台湾公视，是台湾唯一的非商业无线电视台，不受任何政府、政党及利益团体控制。

近年来，台湾公视出了不少高分电视剧，比如《麻醉风暴》、《一把青》等等。

往近了说，去年推出的高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大胆揭露了中国式亲子关系的弊病，被誉为台版《黑镜》。

强强联合之下，这部《我们与恶的距离》（下文简称《与恶》）自播出就备受关注。

在开播当天，《与恶》就荣登Google台湾热搜排行第一名。

不仅如此，它在豆瓣也获评9.3的高分，提前预定年度最佳华语剧。

从海报中就可以看到，此剧吸引了不少台剧的熟脸加盟。

比如金钟视帝吴慷仁，以及温昇豪、周采诗、曾沛慈等等。

但说实话，最让我期待的还是女主角贾静雯。

毕竟，这是她暌违台剧15年后的回归之作。

贾静雯在采访中表示，之所以参演《与恶》，是因为剧本深深打动了她。

而这个打动她的故事，围绕着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

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无差别杀人案”——

它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没有仇怨，随机选择作案目标、在作案现场见谁杀谁的案件。

现实中的无差别杀人案并不罕见，以台湾为例，从2009年至今就已发生了6起。

最严重的一起是在2014年，21岁的嫌犯郑捷，在地铁上砍杀无辜的陌生人，最终造成4死21伤的惨剧。

郑捷案新闻图

在《与恶》中，这桩无差别杀人案的嫌犯，是一个名叫李晓明的学生。

他一共在电影院枪杀了9人，并造成21人受伤。

最高法院对李晓明的判决是死刑，二审依旧维持原判。

但这仍然难以平民愤，来自社会各界的网友们，恨不得马上杀之而后快。

可以看出，《与恶》从最开始就围绕着一起揪心的案件，以及激烈的矛盾展开。

但是，它又和以往犯罪主题的影视剧不同——

它所聚焦的，并非凶手本人，抑或其作案手法与作案经过。

它所关注的是在事发后，案件的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以及在旁边的审判者、辩护者等人的不同态度，及其所面对的不同困境。

先来看看受害者家属，即贾静雯所饰演的乔安一家。

乔安是某新闻台的主管，他的大儿子死于李晓明的枪下。

从前的她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工作狂，在受到痛失爱子的刺激后，变得更加疯魔。

对待犯错误的实习生，可以骂到对方怀疑人生。

你是中文课都在睡觉还是怎么样

还是你是智障吗

对不起可以解决你脑袋的障碍吗

在她严厉的管理下，下属直到临盆还坚持工作，羊水破了仍然奋战在直播第一线。

但是在夜深人静时，乔安就暴露出了最脆弱的一面。

长期失眠和梦魇，靠酗酒才能勉强入睡，忘记悲痛的现实。

乔安的丈夫，逐渐和她生出嫌隙。

就连她的女儿，也和她关系冷淡，甚至说出“你还不如和哥哥一起死了”这样的话。

一起凶杀案，对一个受害者母亲的摧残，由此可见一斑。

但作为加害者的亲属，他们的心理和生活就能好过吗？

事实并非如此——

嫌犯李晓明的父母，为了赔偿卖掉全部家产。

不仅如此，两人还搬离了老家，每天戴着口罩，如蝼蚁一般卑微生存。

李晓明的妹妹，因为背负了“杀人犯亲属”的罪名，不得不改名，伪装成另一个身份生活。

即便如此，公众和媒体对他们的口诛笔伐并没有停止。

哪怕当着所有媒体下跪道歉，依旧会受到各种良心拷问：

下跪是发自内心的吗

下跪是有人指导你们吗

下跪不能换回九条人命

不仅李晓明的家属受到全社会的攻击，就连为他辩护的律师王赦也难以避免。

刚出法庭，就遭到受害者家属泼粪。

杀人者当诛，这是大多数人的逻辑。

但在律师王赦看来，罪犯也有人权，也应该受到司法程序的合理保障。

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去探究和调查杀人案背后的动机和原因。

对于凶手的处置，法律自然有公正的判决。

但作为一个常年和凶案嫌犯打交道的律师，王赦想要的并不是将凶手绳之以法的快感。

他真正想做的是对这些凶案进行归因，从而在源头上，尽可能地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当然，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必定充满了重重阻力。

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认同他，认为他是神经病。

被害者家属不理解他，认为他在揭伤疤。

就连加害者的家属也不愿配合调查，因为不想再无事生非。

发现了么，这正是《与恶》的高级之处。

它没有落入大多数犯罪题材影视剧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窠臼，去刻画加害方犯罪手段的凶残，抑或去呈现受害方昭彰正义的艰辛。

它想要表达的主题，也并非简单地谴责某一个恶人或某一次恶行，而是试图去探究人性中最源头的恶。

因为“加害者”与“受害者”二者不能被标签化，“善”与“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出现错位——

以《与恶》中的剧情为例，杀人犯是恶，但受害方去伤害杀人犯的辩护人和家人，这难道不是恶吗？

精神病人伤害民众是恶，但一个未证实身份的人闯入幼儿园，就被媒体污名化为精神病人犯罪，这难道不是恶吗？

可以说，《与恶》的野心就在此：

让观众撕掉这层标签，放下关于“善”与“恶”刻板印象的藩篱。

正如主创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拍这个故事的初衷，是想撕掉标签。我们没有定义谁是恶、谁是善，想认同谁，由观众自己决定。”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此剧的编剧吕蒔媛。

吕蒔媛是台湾的金牌编剧，曾获得金钟奖“最佳编剧奖”。

她的作品，通常以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社会话题和角度为切入点。

比如关注殡葬行业的《出境事务所》，关注问题学生改造的《牵纸鹤的手》，以及关注同妻问题的《谁先爱上他的》等等。

《谁先爱上他的》剧照

在写《与恶》的剧本前，吕蒔媛做了大量功课。

她不仅做了大范围的田野调查，访问了人权律师、犯罪心理学教授、精神鉴定师等人，甚至还现场观摩了两起死刑庭审。

而剧中李晓明这起“无差别杀人案”，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2016年2月28日，一名母亲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小灯泡“逛街。

突然，一名男子冲上来，对着小灯泡连砍23刀致其死亡。

经调查，这名犯案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起恶性杀人案引发了极大关注，网友群情激愤，要求将凶手立即处死。

但让人意外的是，小灯泡母亲的态度却是，坚决不处死凶手。

她向媒体表示：与其立即处死一个罪犯，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速速执行死刑？

小灯泡妈妈抛出的这五连问，值得全社会深思。

而她的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与恶》中王赦律师的态度。

这绝不是对恶的妥协，而是冷静客观地对恶行归因，从而在源头上尽量避免重蹈覆辙。

《与恶》的每一集，都以Youtube上的网友评论作为开场。

这些评论里，既有对事件本身的客观讨论，但也充斥着无理智愤慨，甚至还不乏言辞激烈的网络暴力。

殊不知，有的人在惩戒“恶”的时候，已然成了恶的源头。

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本文作者：张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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