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

不涉及任何历史问题。

《八佰》叙事完全不及格。

举个例子，如果是二战电影，你问这个电影里，特定的人物/士兵的目的是什么，回答打德国佬，或者世界和平，那是不及格的。是在问你，打败邪恶轴心，你接下来的任务是救一个人，还是到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是不是要到另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是为了另一些人可以怎么怎么样。

孙元良把人留在四行仓库，最该交代的用几行字就敷衍过去了。影片的开头好像花了15分钟决定到底该从哪里开始。

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要有具体的目标，具体两个字画重点。我们观众是跟着人还是跟着事？跟人跟哪个？守仓库，是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地方重要，战略意义还是精神意义。这是电影前20分钟内就必须解决掉的问题，让观众在乎动机，在乎为什么。动机可以加深，可以扭曲，变化，颠覆（subvert），但如果一开始没讲清楚，你给我的理由仅仅是打鬼子抗日，我作为观众根本不会投入我的情绪，在乎一帮人打斗2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说一句，是表演，是政治。

这是整个电影的问题。具体到每个士兵和所谓的群像也一样千疮百孔。

士兵方面，完全不知道在打什么，这个等会具体讲。群众方面，都显得莫名其妙，举两个例子。

比如，电话线这个桥段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为什么还要装电话线？其他人如果是为了钱，那赌场老板的弟弟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去送电话线？（这个角色飞奔过去还扎小辫子，我这里直接笑出了声。）装完了电话线用了么？

再比如送旗子，为什么要送这面国旗？旗子是刘晓庆的就一定要冒死送过去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护旗虽然是尴尬的房间里的大象，反而是唯一说得通的场景。长官有比较具体的部署（只能说比较），每个士兵的行动也相对有目的性。

接着说最大的也是相当基础的问题，就是空间和时间。以一系列问题就能展示：

空间： 大场在哪里？ 闸北在哪里？ 四行仓库在闸北的哪里？ 租界在哪里？ 选择四行仓库守，为什么？ 那仓库构造是怎么样的？到底有几楼？ 到了仓库怎么布防呢？哪里强？哪里弱？ 下水道在哪儿？没有人放哨么？为什么是被新到的逃兵发现的？ 在战斗的过程中，士兵提到东西楼，那东楼西楼分别在哪里？有区别么？ 从护旗的片段看出来，顶楼有机枪，是影片里一直在强调的德械么？怎么会在那儿的？ 电话线装上了，那能打电话那为什么特使要亲自来？ 黄晓明演的特使和谢晋元谈的时候有一间有维纳斯的诞生壁画的房间。这间房间到底在仓库哪里？是谢晋元的指挥室么？

时间： 第一日到第四日，如果第四日算他撤退，都是苦战，是否有任何本质区别？那为什么要把电影按天数来架构？ 14小时前的这个蹩脚的倒叙到底是为什么？意义在哪里？

这些重要么？太重要了，因为这些问题导致的后果最终还是影响了电影的故事和人物。

没有清晰的因为所以，导致任何共情需要借助宏大的身份叙事认同的外力。所有明星煞有其事的背身特写都在破坏（sabotage）故事起反作用。连煽情都没及格。

电影里的人物可以因为战局混乱稀里糊涂，但观众不能。

没有关于仓库空间的信息，直接体现的是谢晋元没有任何的部署和指挥，除了最后集体冲桥，那是不是说这个长官作为领袖除了发表演讲没有任何作用？

中日实力悬殊，那为什么打不过，是士气，是不够战狼么？ 显然不是，那是武器装备？临阵指挥？那到底缺什么？ 受过教育的德械和剩下的杂牌军区别在哪儿？ 中央军的德械到底是什么呢？跟敌方的装备差距在哪里？不会只是德军的钢盔吧？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意向的重叠。外面也唱戏，里面也唱戏，脑子里还唱戏，唱两次。 读信和唱戏，只取一个，分开来两个桥段都行，要放在一起，就两个相互打扰，还打扰观众。

白马是中国人的精神么？真的有必要么？

整个电影结束，是一种看完变形金刚的累和烦躁。全片两个半小时，不如结尾真实场景的几秒钟。这不是在说电影制作者技术不精（或许有，但这里不评判）。是电影创作上智识的参与（intellectual engagement）几乎为零，以为把几个东西符号一样地放置组合在一起，并加以美化和精修，就是讽刺，就是意象，就是感动，观众就该自动得出许许多多的深刻，但这不是观众的责任，不该把你没有做到的一部分完成。是笨还是懒惰，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是后者。

文/东SIR

公众号；抛开书本

原定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片，后因“技术原因”取消的《八佰》，终于在我们听了一年故事后，在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那一天，宣布了上映档期，不知道是该感叹“天道轮回”，还是感谢这一年来中国电影的“技术进步”。

由于影片还未公映，我们对于其内容所知甚少，现在所能知道的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是“淞沪会战”中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而今天——8月13日，就是“淞沪会战”开战纪念日，八十三年前的今天，“淞沪会战”在上海拉开战幕。

现在我们既是为在看影片之前了解一下影片的背景，也是为中华民族不能遗忘的那段历史，来重温一下“淞沪会战”。

战争

这里所指的“淞沪会战”是指“第二次淞沪会战”或者叫“八一三淞沪会战”。（此前在1931年1月28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开战，称作“第一次淞沪会战”或者“一二八淞沪会战”）日本教科书把它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

战争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终止于1937年11月12日。历时三月，中国方面投入148个师、62个旅共计80余万人，死伤30万人；日本方面投入8个师团、2个旅团共计20万余人，死伤4万余人。是整个抗战中规模最大、死伤人数最多、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开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迅速穿透华北，8月上旬兵峰直指上海，叫嚣“三月亡华”。

中国军民抗战声强烈，特别是作为蒋公嫡系的黄埔军校学生请战欲望强烈。

陈诚将军献策要把战争走向“从北往南”变成“从东向西”。中国地势“东低西高”，在历史上“从东往西”打的战争未有胜迹，石达开辈皆是例子。

然而上海并非理想战场，因为日本海军非常强大，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上海临近江、海，在上海开战，中国军队就可能面临强大的日军舰炮、舰载飞机的威胁。

于是中国军队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布下二道钢筋混凝土军事防线——吴福线、锡澄线。

然而蒋公决意在上海打这场战役，理由是以当时中日两军的实力，在任何地方作战，中国军队要赢都是很困难的。然而中国军队必需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无疑上海作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城市，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于是中国军队迅速向上海集结。12日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中国军人了。13日中国空军向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进攻。14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精锐的德械师87师、88师开始主动出击日军。

日军迅速做出反应，战况激烈，一个小据点一天双方易手可达十数次。

军队

23日以后日军精锐援军到沪。中国军队策略开始从进攻变为防御。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双方都不断增兵。

中国军队精锐尽出。三个王牌的德械师、陈诚的土木系……各地方系也都派出最能打的队伍投入战斗。

桂系来了其精锐的号称“钢军”的第7军，并最终把二名高级将领的生命留在上海。

粤系来了其精锐的号称“铁军”的第4军，北伐时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就出自这部队，并最终把一名高级将领的生命留给了这场战争。

数月前还因西安事变和中央军兵戎相见的东北军也来了，和当时的对手并肩作战，其最精锐的第67军也把他们的军长永远留在了上海。

………………

战场

淞沪会战还有一个奇特的景观是，因为上海有租界。战争只能在苏州河北岸的华人界打，人们纷纷涌向苏州河南岸观战，它从而成了世界战争史上很少见的有实时现场观众的战斗。

这样也就涌现了很多故事：有四行仓库保卫战时，女童子军杨惠敏横渡苏州河送国旗这样感人故事；也有陈诚将军后来回忆录里面写的遍地是汉奸，日机在空中飞过时，总有人在下面用镜子反射引路的尴尬故事；也有中日双方的败军只要缴械退入租界就能获得暂时安全的让人无限感慨的故事。

战况

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像一台绞肉机一样吞噬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冯玉祥将军回忆录里面写道，一个杂牌师上去顶4个小时；一个精锐师上去顶8个小时到一、二天；三个德械师或出自陈诚土木系的超强师上去可以顶一周。

这场会战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

88师264旅阵亡一千多名官兵，旅长黄梅兴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8月14日，身先士卒，被一片弹片击中腹部阵亡，是战争中第一个捐躯的高级将领。

罗甸争夺战，双方你来我往打成拉锯战，其程度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来最激烈的战斗，第67师201旅，蔡炳炎旅长高喊：“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其各凌尊。”全旅阵亡。

宝山保卫战，姚子青营长率第98师292旅583团3营500将士奋战七天，仅1人生还，最后姚子青率最后的二十多名战士和日军浴血肉搏，最终全体壮烈殉国，赢得对手尊重，日军安葬了他们的尸体，列队鸣枪致敬。这一部分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捍卫者》。

四行仓库保卫战，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四百多名壮士，号称“八百壮士”……这大概就是电影《八佰》表现的故事.

………………

战争中伤亡最重的是蒋公嫡系的黄埔师生。在战争结束时，胡宗南致信戴笠哀叹说黄埔系损失惨重。

战果

“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败退告终，然而中国军人虽败犹荣，历时三月的抗击使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三月亡华”的妄言破产。

日军此前迅速的穿透华北的战斗在很多人看来有局部战争的意味，通过“淞沪会战”抗战变成全民抗战。

战争中中国军人表现出的抗战到底的坚决，让人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

可以说“淞沪会战”是中日决战的开幕式，是烈士们用鲜血、用生命感召了世人，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在八年后——1945年8月15日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添加微信paokaishubenxbb加入全国影迷群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已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

谢晋元

撰文 | 谌旭彬

1

遇刺

谢晋元在孤军营中阅读报纸，了解前线战事。

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他们的团副上官志标，也身中五刀受了重伤。

行凶者不是外人，正是孤军营的士兵。公共租界警务当局调查后开出的拘捕名单上有十个人：郝精诚（亦作郝鼎诚）、张国纯（亦作张国顺）、尤耀亮、张文清、周少山、张保生、黄云清、曹明忠、张福忠、蒋少卿。租界法庭的最终判决是：郝精诚、张国纯、尤耀亮死刑，张文清、周少山、张福忠无期徒刑，张保生、蒋少卿有期徒刑九年，黄云清、曹明忠查实无罪释放。

在孤军战士章渭源的回忆里，郝精诚是刺杀行动的主要谋划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一天到晚穿着件棉大衣，常在团长门前溜达”，还时常去谢团长平日散步之地的条椅上看书。这种棉大衣不离身的行为曾引起众人好奇，但被郝以“打摆子”搪塞了过去。对事发当天的情况，章是这样叙述的：

“谢团长按例率领全营官兵跑步早操。郝精诚仍穿大衣，跑了一圈，他掉队了。谢团长看见走来责问原因，这时队伍正好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张文清、尤耀亮（曾违反纪律被团长呵斥过)、张国顺等先后掉队。也向郝精诚处走来，郝精诚乘脱大衣之机抽出三棱尖刺，不等谢团长开口，凶器已及身，谢团长猝不及防。胸部被刺两下，拔出时凶器转了百八十度弯血如喷泉。当即倒地，奄奄一息。跑步官兵见状，赶来抢救，已是太晚。一时秩序大乱，没了主张，只知恸哭。帮凶们却高喊未死。郝精诚又转来向太阳穴、喉管、对心连捅三下要害，即时死去。”

《申报》记者采访孤军营士兵后对案发情形的还原，与章的叙述大体相同，惟细节上有一些区别。比如，章渭源说凶手郝精诚、张文清、尤耀亮与张国顺四人是在跑步中故意掉队，而《申报》却说这些凶手当天缺席了晨操，谢晋元遂一面命部队跑步，一面派人前往宿舍传四人前来接受当面申斥。四人到来后，其中一人突然拿出凶器向谢发难，“其余三人亦一趋而前帮同凶手”，当场将谢杀害。对照郝精诚的供词——“是晨早操，我因迟到，团长又严词诘责，且用军棍责罚，我实在气他不过，故将预藏之刺刀拔出，向之乱戳，不知有几刀”，可以知道《申报》的说法更切近实情。郝精诚供认自己用的凶器是刀子，租界警方也称自郝身上搜出的凶器是刀子，也可知章渭源说郝的凶器是一种三棱尖刺并不准确。

2

孤军营中的生活

租界法庭非公开审理后公布的审讯材料，有一种将这场刺杀的动机归为孤军内部矛盾的倾向。郝精诚说，之所以在当天掏刀子杀害谢晋元，是因为自己进入孤军营后，“受团长种种之待遇不良，食不充饥，鞭挞频加，所有外界之捐款亦不公开，曾以匿名信函请团长改良待遇，但团长非惟不允，且将我禁闭二月，致气愤异常”。另一凶手张国纯不承认自己参与杀害谢晋元，只承认拿刀子刺伤了团副上官志标。他说，自己“因私吃饭食与班长打架，被团长以藤棍痛打，但我既食军粮应受军法，毫无怨恨在心，是团长被刺我未动手”，“当时团长遇刺，上官团副前来救护，而我适身带利刃，因其平日虐待士兵，大部分下属均对团副不满，一时气忿将其戳伤，惟并无杀死之心”。

郝精诚的供词，与上官志标提供的证言有一些共通之处。上官志标说，“前年被告郝精诚因书写匿名信函破坏团长名誉，曾被谢团长禁闭一月有余，谢团长被刺之前二三天，郝又因窃食厨房饭食被负责人觉察，讵郝不服反加殴打，因此又遭团长以藤条鞭之，被告即怀恨于心，遽尔行刺”。由此可知谢晋元确曾处罚过郝精诚。

不过，郝精诚写匿名信指控谢晋元不公开上海市民给孤军的捐款，却并非事实。郝大约是受了错误信息的误导。1938-1939年间，是孤军声望最如日中天的时刻，上海市内的一些不良分子遂假冒孤军名义接受捐款，此类信息传入孤军营后即不免引起一些议论。为杜绝这种问题，谢晋元于1938年11月份在《申报》上刊登过一则启事，内称：“四行仓库孤军之团长谢晋元，顷以外间颇有假借四行孤军名义在外募款，特在申报登载广告，请外界不可为此辈假冒名义所欺，因四行仓库孤军并不接受各方捐款”。

然而，各界对孤军的爱护，并不因谢的告示而终止，仍时常有人前来捐款捐物。为示公开透明，击破流言，谢晋元遂又决定，对内设置一个推举出来的十人小组来管理款项物资的使用，对外不定期将收到的捐助款项物资公开在《申报》上，供社会各界监督。如1939年4月，孤军营在《申报》上公布了一份清单，是“自去年十一月份至本年四月十六日止”收到的“各界之捐款及物品”。清单分“慰劳现金”与“捐赠物品”两大类。前者详列了十三项捐款，有具体的捐赠者、捐赠日期，款项也具体到了几分钱。后者因物品种类繁多无法一一刊载，但详列了所有捐赠者的名单。1940年初，谢晋元又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说“鉴于以往种种”，孤军营谢绝所有外界募捐，只有“公私团体自动捐助、直送达本营、由余亲笔出具收条及按期公布鸣谢者”例外。直送到营，是为了让所有孤军将士亲眼见证；出具收条并在报上公开鸣谢，是为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而所谓“鉴于以往种种”，大约即是指包括郝精诚匿名信在内的种种流言。

孤军营敬赠谢团长纪念像章。

至于郝精诚所谓的受了斥责临时起意，张国纯所谓的本无意杀害谢晋元，恐怕只能解读为一种脱罪之词。事发后，租界警方在郝精诚、张国纯、张文清三人身上，各抄得一把尖刀，在尤耀亮身上抄得一根铁棍。这四人恰是刺杀谢晋元的主凶。四名主凶案发时均随身携带凶器，再结合张文清的供词——“刀一柄系于隔夜十时半由张国纯交我，嘱行刺团长”；张福忠的供词——“数月前郝精诚即有刺杀团长之心，经我力阻劝其不可犯上，此次事变我毫不知悉”，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早有蓄谋的行动，绝非一时激愤临时起意。

按众凶手的辩解，他们之所以集体身藏凶器，是为了逃出孤军营。周少山说自己不知道有杀害谢团长的计划，只承认“与张国纯谈起，欲逃出铁丝网，脱离孤军营之事”，且说自己将刀子交给张国纯，是为了在逃跑时做断后之用。张国纯则说，“因在孤军营待遇太苦，（我）曾与周少山、张保生、张福忠等商议，私自出走，深恐受阻，乃密藏利器于身”。

对将士们来说，孤军营确实是一种时刻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部队奉命退入租界，原本“系徇上海领事团之决议”，且“奉到最高长官之命令而行”。孰料退入之后，即被租界工部局缴械并加以软禁。工部局的解释是基于租界利益必须维持中立，既不能应允日军的要求将孤军“引渡”，也不能应允孤军的要求将他们释放。这种解释看似有理，实则在法律与事实层面均经不起推敲。谢晋元在给工部局的抗议信中说得明白，按国际法，孤军既非俘虏也非犯人，租界当局称孤军营为“留禁营”，也恰可说明此点。《申报》也曾指出，淞沪会战初期“有一部分日兵退入租界”，工部局既没有缴他们的械也没有软禁他们。租界当局回复谢晋元“目前我们无能为力”，则显示他们软禁孤军的实质是为了回避日军的压力。

除了干涉孤军悬旗、白俄兵无故打死打伤营内士兵等重大恶性事件，日常管制中的种种琐事，也时常勾起孤军将士的愤慨。如守大门的罗宋卫兵殴打营内士兵，仅因该士兵将前来慰问的学生送出营时，顺手将营门关上。上海地方团体的两名代表来营询问孤军在日常用品方面有何欠缺，正谈话间却被卫兵强行拖了出去。又设置有最多二十五名访客入营慰问的苛刻限制，某校女生三十余名来访，卫兵竟也是多一名都不肯通融。表演团体入内慰问，表演内容也要事先检查，不许含有鼓动性质的内容。

1939年三、四月间，在被软禁了18个月后，孤军营终于发生了士兵出走事件。第一次是在午夜，走失1人；第二次时间不详，走失3人。租界当局随即加强了对孤军营的管控，包括加高铁丝网，对通往足球场的小门实施早晚六点钟开关的限制，对前来慰问者搜身并出入点数，生病士兵一律送巡捕医院以防逃逸等。

3

以动制禁

谢晋元颇能理解士兵不愿长久困居孤军营的心情。但作为孤军领袖，他又不得不表态反对武力暴动和深夜出走。1939年前后，上海的一些地方有力人士入孤军营接洽，还提出过一种“化整为零”的办法，以难民假装访客入营慰问，将孤军壮士一批批悄悄置换出去。如此，战士可以重回前线，难民也可得一个栖身之地。该方案也被谢否决了。章渭源后来回忆说，谢的否决得到了全体官兵的服从，但服从并不意味着同意：“孤军营全体官兵对谢团长关于替换出境与否的问题,保持沉默,少数人却另有想法,理由是与其被软禁在营内坐以待毙,蹉跎岁月,还不如混出上海到达游击区,重振旗鼓再上前线抗日,不是也有深刻的意义吗。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由再充足也只有埋在心底。”

谢晋元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他自己也亟欲恢复自由，但同时又不想做有损“革命军人人格”和“国家民族之荣誉”的事情。他不希望被人指摘孤军壮士以无辜难民换取自由，也不想让孤军与租界武装发生武力冲突——那是日军所乐见之事。纠结之中，谢也曾考虑过各种跳出铁丝网的方案，只是“每次向上级报告，总得不到批准”，谢以服从命令为军人的天职，只能将此类方案一一按下。他可以做的，只有不断向租界当局抗议，以及努力改善孤军营内枯燥的软禁生活。

谢晋元和他著名的白马。

具体措施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展各种文体娱乐项目，以篮球最受欢迎，三百余人中常有五六十人参与，营中组织有5支球队，分别称作孤军、攻击、斥候、突击与冲锋。来营慰问的学生和社会团体，也常组织篮球队与孤军球队进行友谊赛对抗。1945年出版的《谢晋元日记钞》，收录了161则谢在孤军营期间所写的日记，其中66则涉及营内的体育运动，并记载了孤军篮球队与上海各界篮球队的22场比赛。

二是开展工艺生产让士兵有事情可做，以增加收入提升生活水准，同时也让士兵们掌握一技之长，待抗战结束可以顺利回归社会。这项事业始于1939年下半年。最先启动的织袜业，在上海企业家荣德生、吴昆生、卫聚贤等人的帮助下，孤军营得以优惠价格购入棉纱和织袜机，并请来袜厂师傅传授技术，开始生产长短筒袜。1941年初的《申报》曾刊文报道称，“孤军牌”线袜、毛袜、肥皂、木器及藤器，在上海的销路颇佳，“几已遍及全沪各大团体机关，出品优良众口交誉”。具体生产情形如下：

“营内士兵目前每人每日工作四小时，工场每日开工八小时，分两班进行。孤军工业共分三组：（一）织袜组。去年孤军士兵以织袜者人数最多，占全营人数三分之一，现有新式袜机约百架，每日生产大小各式袜子约数十打，去年销数约一千五百余打，内以三十二支双线袜销路最广。（二）肥皂组。参与肥皂工作者占全营十分之一，规模次于织袜组，产量则倍之、去年皂销三万余块。（三）藤器与木器组。人数较少。”

4

“显系别具肺腑”

租界法庭审判结束后，代理团长雷雄通过《正言报》驳斥了租界当局披露的凶犯供词，称“团长生前最注意士兵之营养”，这一点只要“一视我士兵之体格即可明了”，所谓待遇不良、饮食不饱皆属捏造。而且孤军营内的经济账目一向公开，不但按月公布明细，内部还设有“经济委员会”进行监督，所谓外界捐款不公开云云实在是“荒谬绝伦”。雷雄最后说，“该四名叛兵之犯上作乱行为，显系别具肺腑矣”，暗指他们可能已被日军收买。营内的三名班长余长寿、李锦堂与曹明忠，也有类似的怀疑，理由是孤军营的武器均已被租界方面收缴，连菜刀都要登记，而郝精诚使用的凶器“经过电镀，闪闪发光，根本不是营内之物”。他们认为，可能有人特意自营外进入将凶器带给了郝。与郝交往较多的士兵张应禄则说，郝在孤军营三年“有几次升迁”，因有中学程度的文化，谢晋元“待他不错，叫他帮孤军剧团做下手”，“谋害团长的匕首是外面剧团运道具时带进来的，白俄兵没在意，我们看见了也没有想得这么深”。张应禄还提到，1940年汪伪派人来收买孤军被谢晋元拒绝后，郝开始在营中和一些谈得来的人宣传“平均法”，“鼓吹‘不要任何头头’，自己管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然而，无论孤军将士如何深怀疑虑，已成孤岛的公共租界是无力招惹日军的。警方既不会循着凶器的来源做更深的追查，法庭也不会将日军与汪伪牵涉进来。但法国驻沪领事馆警务处撰写的情报资料里，既然载有“据说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利用留禁营举行足球和体育比赛的机会，成功地收买了四个士兵去杀害谢晋元，每人赏金一万元”这样的内容，而谢晋元的日记里也有“查刘玉龙为前华捕，现已为汉奸，不时来营打足球”这样的记载，可知日军与汪伪入营收买凶手，并非发自臆想的不可能之事。对日军来说，软禁中的孤军是一种如鲠在喉般的存在。他们读书看报锻炼身体，举行“精神升旗”，从事生产自力更生，时常与前来探视慰问的民众做报告交流，事迹更频频见诸上海报端，实际上已经成了上海沦陷区民众的一种精神寄托。这是日军最初不许租界当局释放孤军时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如今，既无可能漠视租界释放孤军，又无可能漠视孤军继续维持一种精神象征般的存在，威逼孤军领袖谢晋元屈服或将之杀害，就成了日军与汪伪最后的手段。

四行孤军工务社证章。

谢晋元的遇刺举国震动，主动前往孤军营灵堂致祭者多达十余万人，出殡之日又有逾4万上海民众前来送行。但谢的死，也确实给孤军带来了巨大的震荡。章渭源回忆说，孤军的人心自此“有些涣散”。士兵党荣杰“借修汽车之名爬上车背攀上围墙，越过墙头的铁丝网，跳在胶州路上走了”，篮球队员傅东生“乘电工修理围墙上的电灯之机，爬上梯子，跳到胶州公园，也混入游客中走了”，另一名士兵和道生，也“穿着便衣混入来宾中乘黄昏时出营了”。

5

流离岁月

八个月之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上海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孤军的命运随之急转直下，他们先是拒绝了汪伪的收编，然后在12月底被全副武装的日军严密监管了起来，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约一个星期后，日军以武力强制孤军迁移，在一个细雪纷飞的日子里，用十多辆卡车将之转移到了上海郊区，切断了他们与市内民众多年来在精神上的互相支撑。再后来，孤军又被转移至位于宝山县月浦镇、设有高压电网的集中营内关押，在这里，汪伪的收编游说再度失败。1942年麦苗高长、油菜盛开黄花的季节，孤军被转移至“龙游民习艺所”修挖铁路两侧的壕沟。或许是担忧抗日组织的秘密接近，孤军又被转移到了控制更严密的南京老虎桥监狱，继而将之作为苦力分散使用。少量由监狱留用，大部分被分别押往孝陵卫、光华门、杭州、芜湖裕溪口以及南泽的新几内亚。许多人死于疾病和繁重的劳役。

孝陵卫的部分孤军在1942年底趁电网未通电的机会逃出，千里跋涉回到了重庆。在裕溪口挖煤的孤军，也在原代团长雷雄等人的策划下，“发动大家抢夺了七名押队敌兵的全部武器——一挺轻机枪和六支步枪。带领百余俘虏(其中有90名孤军)，逃出虎口”。国内其他地区的孤军，也多有成功逃脱者。唯一毫无逃脱机会的，是那些被运往南洋新几内亚的孤军。孤军田际钿回忆说，他们在南洋被逼“砍树、打石头、烧石灰、运煤”，日军“稍不如意就鞭抽拳打……如果反抗，就要被刺刀刺死”。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同月，原孤军团副上官志标奉命来到上海，收容安置那些流离无依的孤军旧部。上官志标在《申报》上刊文说，“今抗战胜利，志标奉命来沪，希吾营同志见报后，即速来申报到，俾得早日相聚，共商进行。通讯处为古拔路四三号。”及至该年8月31日，自南京、芜湖等地前来上海报到归队的孤军士兵已有百余人。

局势变幻，让孤军们的命运，从时代的视野里消失了。但当他们的身影重新归来时，那些苦难与坚忍，鲜血与眼泪，终于将历史造就成了神话传奇。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谌旭彬；编辑：宫照华；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推开客厅那扇朝北的窗，我能看见一座白色的大型公路桥。写稿累了的时候，我喜欢盯着上面来来往往的小汽车。偶尔，也会以80公里/小时的速度开车从这座桥上疾驰而过，这时总有一些货船悄无声息地从桥底下钻过去，驶向一个未知的远方。

如果不是一部电影《八佰》，我可能都不会意识到大桥下这条叫蕴藻浜的河，曾经发生过如此惨烈的战斗。它在片中唯一一次被提到，是从王千源饰演的羊拐嘴里：“在蕴藻浜时，日本兵就是这样杀人的。”

查阅这段历史，每每找到一个蕴藻浜战斗的发生地，发现它距离自己的坐标仅有2公里或3公里时，内心就抑制不住地颤抖。仿佛电影里那些血腥的肉搏战，此刻正真实地在眼前上演。不，现实的残酷又岂止是电影所能比拟，这些画面确实是触目惊心地发生在四周鳞次栉比的小区绿地上。只是若干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片农田。

一直绵延至长江入海口的蕴藻浜，并未拖住日军前进的脚步。大场失守后，国军被迫退守苏州河北岸。为掩护主力部队西撤，中央下令让88师的一个加强营进入四行仓库。对外宣称这是“五二四团”，而彼时的指挥官谢晋元也只是团附，并非团长。谢晋元大概永远不会想到，当他带着400多名战士抱着必死之心加固防线时，他们会在未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历史课本里的“八百壮士”。

其实，在翻开历史课本前，我便早已耳闻谢晋元的大名，这又是一段绕不开的真实经历。小时候住外婆家，每次出门都能路过一所叫“晋元中学”的高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所中学正是为纪念谢晋元而冠名的，校园里还有一尊谢晋元的铜像。从那以后，每每看到校门口走出来的大哥哥大姐姐，我的眼神中都会暗暗掺杂一丝敬佩。我也会偷偷观察他们的眼神，是不是都如传说中的八百壮士那般勇敢坚毅。

而事实上，所谓的“勇敢坚毅”只不过是后人粉饰下的一种刻板印象。在管虎的电影《八佰》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军人怯懦的一面。从一开头，就不断有“逃兵”被就地正法。淞沪会战已经打了将近三个月，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已然军心涣散，无心恋战，上海的失守注定只是时间问题。这点在那几个被临时编入88师的“散兵游勇”面前尤为明显：湖北保安团的哥俩，一个之所以来打仗，竟然只是想看一眼繁华的大上海，另一个还是小毛孩；姜武饰演的东北兵老铁，曾经跟过“张大帅”，照理说应该身经百战，却成为羊拐口中一个不折不扣的“瓜怂”；至于张译饰演的浙江保安团“老算盘”，更是一门心思打算逃命。他根本不想上阵杀敌，舍生取义，只想在乱世中苟安下来。

苏州河以北的士兵厌战，苏州河以南的人民看戏。从难民疯狂地涌入租界区开始，我们便看到了一个硝烟滚滚下依然歌舞升平的“人间天堂”。来到这里不但能保全性命，还能隔岸观火。不管帮会大佬还是上流贵妇，望远镜不离手的中产阶级，还是卖包子的个体户和跑腿的小报童，每个人都以自身视角来观摩这出惨烈的大戏。和对岸的士兵一样，他们对这场战争更加不抱以希望。只不过，有些人为对岸的枪声牵肠挂肚，有些人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经常看到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从这些厌战的士兵和看戏的人民身上，我们似乎见证了一个国家正在崩溃。但我们是否有资格去苛责这些“苟且偷生”的国人呢？无论他是一名士兵，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首先是一个人，一条有血有肉的生命。任何有生命的物种，求生永远都是他的第一选择。所以，管虎并没有像很多俗套的电影那样，将“老算盘”强行洗白或反转。相反，他却始终维持了这个形象的人设。使得他的贪生怕死，变得更加有血有肉。这才是在残酷的大时代无情碾压下，一个小人物所能做出的某种抗争。

然而，即便一个置身事外的中国人，在目睹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一次次顽强地阻击日军后，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改变。特别是当旗帜飘扬在四行仓库上空时，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感如怒海中的波涛一样拍打着心脏，可以是久违的民族自豪感，可以是一种中华民族不会亡的信念。这一幕来源于真实历史，它释放出的凝聚力坚不可摧，将那些看热闹的人民和四行仓库的守军紧紧联结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明可以在租界区明哲保身，却偏偏有人愿意冒着必死的决心去运送电话线圈。

毫无疑问，贪生怕死固然是战争下的一种人性常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视死如归也是。每个人都有热血涌上大脑的一瞬间，之后他可能会后悔，但谁也无法阻止他藐视死神的那个当下。这是他人生中最鲁莽的一个时刻，也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信念这东西，没有人能称得出它到底值多少斤两。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的陈树生，绑着炸药包跳进了日军的阵地里……轰隆一声，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八百壮士血战到底的决心。从这一刻起，你才能真正理解谢团副的那句话：“对面是人间，而这里是坟墓。”这里也确实是坟墓，不是中国人的，就是日本人的。

只有几十米宽的苏州河，成为阻隔阴阳两地的冥河。断垣残壁和纸醉金迷，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这一切的源头，是国民政府错误地判断了英美方面的态度。他们执意发动淞沪会战，将毫无防御力的上海赤裸裸地暴露在日本海军的大炮巨舰面前。可以说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是一出戏。演员的道具是一身血肉，导演和看客麻木不仁地坐视这场戏坠落深渊。直到曲终人散，四行仓库成为最后一幕戏的拍摄地，八百壮士则是最后一批演员。没有一颗炮弹落在租界区，这场戏确实也赚取了很好的口碑。然而，一切还是没有像之前预期的那样，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之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中国被拖进八年抗战的深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座硝烟弥漫的战场，人类即将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

管虎的高明在于，他将这种“看戏”的处理方式，贯穿于戏里戏外。电影里的人在看戏，看电影的人更是在看戏。它的悲剧性早已注定，因为历史是最好的剧本。但这确实给了导演不少灵感，比如在租界区设置一座戏台，用长坂坡这场戏来比喻四行仓库保卫战，祈愿谢晋元他们化身为常山赵子龙，七进七出曹营。而那匹漂亮的白马，更是成为小湖北心中的一种希望。它狂放不羁，自由穿梭于苏州河南北岸，是唯一一个能在人间和坟墓之间游走的生灵。最终，欧豪饰演的端午骑上了这匹白马，化身为小湖北眼中的“常山赵子龙”。

10年前，我带一位朋友去看苏州河。他因为贾宏声和周迅的那部电影，执意要来上海看看这条河。我们沿着河堤，走进了北苏州路一家咖啡馆。早已忘了当时点的什么咖啡，但却永远忘不了出门一刻的震惊。在我们的右手边，一座百孔千疮的巨大建筑浮现开来，“四行仓库”四个大字如咒语一般镶悬在最醒目的地方。

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结尾，党卫军上校面对幽灵一般的瓦尔特，无可奈何地说出一句脍炙人口的台词：“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是该再来一次旧地重游了。我会带上家人，像80多年前站在苏州河南岸的人那般，遥望着四行仓库，缓缓对他们说：“看，这座仓库，它——就是八百壮士。”

这注定，注定，注定是一部饱受争议的电影。

它就是遭遇撤档删改如今高热度和高关注度上映的《八佰》。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如果一部华语电影火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引起争议，这种争议似乎不可避免，从《战狼2》到《我不是药神》，从《流浪地球》再到《八佰》。

尤其是这部《八佰》，遭遇了撤档删减，合影风波，意识形态，历史还原程度，视角思维观点的种种杂糅，从而形成了今天评论这部电影，大部分热门的点评，已经脱离电影本身以外很远。

给我的感觉就是突然人人都成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真实细节了如指掌，巴不得自己是从那段历史穿越过来的人。

所以为了求生欲，我得再次强调影评就是一个很主观的表达，各位爷可以不喜欢这部电影，不喜欢到连看都没看过《八佰》，就从心底里觉得《八佰》是垃圾，一开始就抵制，以及享受锤《八佰》锤到死的快感的人，就可以不要往下看了。

我承认自己对历史研究不深，也对电影之外的一些新闻和八卦不感兴趣，所以我这期视频，更多是从电影本身去点评《八佰》，但毕竟这是一部真实历史改编，大背景总是要简单交代一下。

（会涉及剧透）

影片背景历史发生在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该战争打响了中国抗日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八一三淞沪会战也宣告中日进入全面战争阶段。

该战役中国方面投入80多万人，伤亡大约25万人，日本方面投入20多万人，伤亡大约4万多人。

《八佰》的故事，讲的就是淞沪会战的尾声，国军的第88师262旅524团第一营，还有一些临时编制进来的士兵，一共420余人，奉命留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军。

但当时为了迷惑日军，同时也为了纪念之前团里牺牲的战友，所以对外宣称有800人，这就是八佰的由来。

那么为何选在四行仓库，因为不管从军事和国际影响来看，四行仓库都是相对最好的地址。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苏州河北边，这里是银行的仓库，存放的都是银行物资和抵押品，所以我们在影片中，能看到和粗糙仓库不符合的物品，比如仓库放着地球仪大三角钢琴之类的。

但四行仓库重在是钢筋混泥土建构，墙体牢固，而且四行仓库有五层楼高，四周作战范围基本没有比它高的建筑，所以在军事作战上，四行仓库够坚固好防守，楼层高等于占据有利高地，是易守难攻之地。

但就算再易守再难攻，面对日军精良的部队和人数，国军400多人也完全不会有胜算，所以四行仓库战役的政治意义就更为凸显了。

四行仓库隔着一条苏州河的南边和东边，就是上海的公共租界，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民众和国际人士都能目睹和“直播”这场战役，造成国际舆论。

而当时的国际背景，在布鲁塞尔准备召开《九国公约》后续有关会议。

老蒋想利用该战役，来博得国际社会抑制日军，但这一切终究是高层政治美丽的幻象泡沫。

当然，这场战役也让河对岸的同胞亲眼目睹全程，从而唤起各阶层人士爱国热情，之后同心协力抗日。

而四行仓库战役，就是在这样的时局和背景下发生的，但不管大格局大背景对这场战役的动机和用意是什么态度和解读，牺牲的战士才是《八佰》这部电影所歌颂的。

即使这场战役是一场“秀”和“表演”，那也是八佰烈士用生命演绎的。

有人说《八佰》不符合真实历史细节，好多地方都被虚构甚至篡改了。

如果战争题材影视作品都要原封不动照搬真实历史，那么我想说全世界的战争类型电影都别看了吧，有人好心劝说，想看真实历史就去看纪录片，要我说纪录片也未必全面和真实，因为纪录片也一定程度带着主观解说和选择性让你看什么。

说回《八佰》电影，毕竟它是电影，电影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是要有技巧和目的的，而这些技巧和目的是需要人为去编织剧情中的起承转合，还有为塑造立体饱满的角色服务的。

《八佰》毕竟是一部投资巨大的主流商业大片，这个没人反对吧，影片不可能太跳出传统编写剧本的架构，去极力迎合真实历史细节，然后舍弃一幕幕一场场戏编织起来的戏剧张力。而且再说了，就算影片真的做到追求还原真实历史细节到极致，也一定会有人跳出来指出，这还不够，还是和真实历史有差别。

而且《八佰》这样的大制作，在制景上硬生生给挖出了一条苏州河，还实景搭了苏州河两边的街景，还有特效，服装，道具等等全部都按照中国最顶尖的电影工业级别来，片中因为当时士兵重组频繁，还有不少士兵自天南海北增援上海，大家都说着各种口音，这样的种种还原，起码写实感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

所以说，我认为从《八佰》要表达的核心价值来看，影片为创作做了改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更何况，真的又有多少人能拍着胸脯说，能全面清晰完整的还原历史呢。

那《八佰》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其实影片传达得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不要忘记曾经为国牺牲的烈士，现在的和平是靠着曾经残酷的战争换来的。

所以《八佰》珍贵的地方就在于，他在这样的大格局历史转折点之下，没有去用更高层的历史人物，去烘托大格局，而是把视角放在四行仓库保家卫国的士兵上，甚至连谢晋元团长，也没有浓墨重彩去刻画，而是平均在了更多无名烈士的集体抗战信念里。

这样的信念，并不是一开始就满腔热血愿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而是有着真实的循序渐进的叠加和转变，从而营造出了更真实，朴素和共情爱国民族热情。

日军方面的塑造，在影视创作上属于反派角色了，但影片也没有去刻意丑化日军人设，来烘托四行仓库壮士的悲壮和英勇。

在让观众了解日军战斗实力时，也不是像以往抗战神片那样，日军都是胆小如鼠身形娇小，相反影片采用了实力悬殊的压抑代入感。

影片中一名申报记者去到日军营地时，观众能看到日军戒备森严言行律己，有士兵拿着油桶举重，也有士兵直接拿真人做行刺训练，大量士兵对爬梯突袭四行仓库也做着演戏，还有后来从下水道咬着刀偷袭的纹身日本兵，个个身型都壮得跟头牛一样，这些都说明，日军的实力不容小觑。

日军这样的形象塑造，反而在两方对战国军取得阶段性胜利时，更突显国军战士的英勇抵抗，以及是付出了多大的惨痛代价。

而且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影片也没有去渲染过多的仇恨情绪，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段是部队逼着逃（新）兵打死日军俘虏。

欧豪饰演的端午和姜武饰演的“瓜怂”，一直有着强烈的抵触（杀人），这样的抵触不是他们不恨日军，而是更能体现常人的真实反应，我们能看到日军也有不怕死和怕死的，影片对于“反派”的进一步刻画，也从中反应战争的残酷性。

而残酷性中最让人触动的，当然就是壮士一个个跳下去炸毁日军防护那一段，那些壮士不断报名字的时候。

那些跳下去的每一位士兵，他们是儿子，可能也是丈夫，可能还是父亲，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多余的。

可以说，影片的前面三分之二，可谓是一气呵成，影片在调度上做得很成功，角色关系出场和衔接，由角色再带出战争时局和背景，然后再顺推到河对岸租借的百姓同胞，那些百姓从开始的看戏心态，到最后各行各业各阶级团结一致，这些都调度得自然而且生动。

要知道，群戏在影视作品中是很难调度的，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电影时长的限制，一般一部电影2-3小时，在这个时间内，想让观众对1-2位角色从一开始的陌生，到最后产生认可和共情，还能被打动就已经很难了，更别说《八佰》中20多位角色，其中至少7-8位角色戏份还很重。

在描述主要角色中，影片对角色塑造戏份没法建立太丰富这得承认，因为要刻画的人数太多，但也算是做得够精准的捕捉每个人的特点，联系剧情但又能让大家看到角色转变。

比如欧豪从开始的愣头青年，到后来变成一位决心奋勇杀敌的战士。

姜武从躲着不敢面对的瓜怂，到后来变成举起铁刀唱起《定军山》。

王千源从开始的事不关己，到舍身救人护旗。

众多的角色和人物形象，最后汇成民族凝聚之力。

当然，《八佰》也不能说是完美的华语战争电影，但凡是部电影，它就有遗憾和不足的讨论空间。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我说的是前面三分之二，影片流畅自然，但差不多从接到命令撤退开始，也就是影片该做的升华部分，却在各方面综合指数都有所下滑。

这让人想到是否是删减原因，我看了好几篇删减戏份的对照文章，大致意思是删减基本没有太多情节的改动，尤其是大家认为会被截肢的升旗护旗部分，其实基本也保留了。

但我可能比较有原版洁癖吧，对于我来说哪怕删减一个画面一句话，那或许整场戏甚至整部电影的观点和态度都会产生变化，哪怕是很微妙的，就像是《盗梦空间》里的植入转变概念的过程。

不过我没看过未删减版，所以也不好说是否是删减原因。

从公映版本来看，有不少人提到后面的三分之一，管虎其实走了一个反高潮处理，如果你看过管虎其他的作品，他玩反高潮结局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讨论研究下。

反高潮anticlimactic在剧作是专门的学问，用得好会很高级，但用不好就会觉得拧巴，所以反高潮anticlimactic也被戏称为“虎头蛇尾”，但这里的“虎头蛇尾”是褒义词。并不是一部电影的结尾比较弱，就觉得是反高潮出来了。

反高潮就是刻意用一种简约但不简单的方式冷处理，寻求给观众留白和思考的空间，这样的手法通常用在文艺片居多，因为创作者认为克制比激烈要高明。

昆汀的《低俗小说》结尾片段就是这么做的，把比较一场对话戏放置在了结尾，把应该放在最后的高潮戏放在了中后段。

让我们说回《八佰》，很多人说四行仓库战役的真实历史就是撤退，天然就有反高潮处理的基因，因为撤退肯定没有冲锋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结合前面解释那么多反高潮处理来分析，我认为相反的，《八佰》并没有因为撤退这个事件做了反高潮处理，而是用音乐，慢动作，逆光，还有更为惨烈过桥时的伤亡作为情绪叠加，以凸显结尾撤退的高光时刻。

那么既然影片做了这么多努力升华，我们为何还是觉得撤退戏份，比不上前面90分钟的壮烈和惊喜呢？

或许矛盾的地方就在于，正是因为这样有些过度的把撤退拍成英勇进攻模式，反而引起了观众出戏的反弹。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结尾有点用力过猛，BGM不断往上推，慢动作一个接一个。

试想一下（没有我行我上的意思），如果撤退这场戏拍得不要那么激昂，时间再延长一些，士兵走过了垃圾桥，到了租界，围观百姓隔着带刺围栏和士兵握手，说着活下来就好，活下来就是胜利，或者送水送喝的，这样或许更能加强撤退留存实力就是一种胜利的概念。

这也是前面提到的真正的反高潮处理。

这里可能会有人说，士兵过桥马上缴械就被控制住了，哪有那么多和百姓握手交谈机会，所以我说嘛，电影创作源于真实，但为了创作也是要高于真实，就看影片想要在合理的改编上，营造一个什么结局氛围了。

当然，如果想要影片继续保持前面90分钟的热血和振奋，方式和角度还有很多，比如把主视角放在王千源和姜武的敢死队身上，再来一场热战，他们光荣牺牲，同时配合着副线撤退。

坦白讲我不太明白敢死队去怼日军那段，为何戛然而止得如此突然，然后把全部视角聚焦在撤退本身，原本算是主要角色的端午（欧豪）牺牲，就应该有其他重要角色赶紧接上，但结果全部角色都打散了，观众缺少共情依托，在结尾处就相对没有之前那么动容了。

但同时我也理解，影片不想把结局放在敢死队牺牲上，是因为不想把整部电影最后变成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想用更写意的画面去提升主题，比如影片最后一个画面，是代表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拳头。

所以这就是电影点评讨论的乐趣吧，据说《八佰》剧本磨了10年，我相信主创一定会想过更多种让影片结束的方式，最后他们定下这个最为满意，那么至于呈现出来的效果，大家就见仁见智了。

说了这么多所谓的影片中后段的不足，我还是要拉回来一点，有人觉得影片有些片段用力过猛太煽情，而有些人却认为还好就是很好哭就对了。

这些论点的争执的核心，其实就是剧作中间离手法你喜不喜欢，间离手法是德国戏剧作家布莱希特提出的戏剧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作品坚持要和观众保持距离，不想用过于饱满的内容去挑逗观众的情绪。

比如阿方索.卡隆的《罗马》就是间离手法的最好诠释。

一般比较学术派或学院派的影迷，就不太喜欢影片中有大量的煽情戏，尤其是《八佰》结尾扑面而来的爱国情怀表达。

我比较中立的看法是，毕竟《八佰》是商业巨制大片，如果采用偏文艺的间离手法，那一定是非常冒险的，与其这样不如把情绪和气氛做足，起码不会犯“错”。

还有管虎经常把动物放自己影片里，比如《老炮儿》的鸵鸟，《斗牛》直接牛就是主角之一。而这次《八佰》中白马反复的出现，也被很多人觉得导演夹带太多私货，戏份过长且拿掉也没什么影响。

这我就不是很赞同，一部导演自己执导的作品，本来就是需要有个人风格对吧，不然到时电影拍出来，又被吐槽这部电影太中规中矩，没有导演风格，这不是很矛盾么。

再者白马的出现，其实在剧作中，可以理解为是“喘息时刻”，功能就是调整节奏用的，不要小看这种喘息时刻，这样的导演留白，有时候能给观众增加更多的解读空间，通俗点说就是有种不明觉厉的感觉，这样的操作，同样更多出现在文艺片范畴里。

我们就拿最熟悉的贾科长来说吧，贾科长的影片很多都有迪厅跳舞戏，感觉贾科长以前就是在迪厅跳大的，而且一跳就是很长时间。

比如《山河故人》最后女主出去遛狗，突然一言不合在雪中独自尬舞那段...

那其实《山河故人》这一段，就是致敬的2009年奉俊昊的《母亲》开头，女主母亲一人在草地上突然尬舞。

奉俊昊访谈时就说到，这样的影片“喘息时刻”是很珍贵的，可以让观众暂时跳出影片剧情，有片刻时间去解构和思考。

那么《八佰》中的白马和动物，出现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不止一次提到过，一般电影出现动物，基本都有其象征含义。

比如片头的老鼠，一直时不时出现，贯穿全片，哪里会出现老鼠呢，一个肮脏的，地下被老鼠各种打洞的，生病了的城市，才会频繁出现老鼠。

影片中谢晋元团长在组织撤退时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这场战役我们败了，因为我们的民族病了，别人这么欺负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够争气吗？！

这段话再结合片中的老鼠，你就能体会到，老鼠在片头和影片中出现的含义，就是影射了国家和民族在当时病了，需要我们齐心协力，抵抗列强。

还有容易被忽略的乌鸦，从开场不久站在烧焦的尸体上，然后在日军将领和谢晋元团长会面谈判时，日军头顶的电线杠上，也站着乌鸦，乌鸦其实就代表着带来死亡的死神。

白马象征含义就更明显了，代表了自由和希望，后来幻想中赵子龙骑的白马，和谢晋元团长骑的白马，又增了尊严和无畏的含义，而到最后白马全身染血重新站起来，又意味着浴血重生。

好，就说这么多吧，该说的都说了，仅一家主观之言。

《八佰》被不少人夸为是华语战争类型片的新标杆和灯塔，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早了点，毕竟影片刚上映不久，还有待时间沉淀和与更多观众见面。

不是最辉煌的时刻，才配写入历史。那些最惨痛的记忆，将成为史诗万世传唱。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们每个人都迸发出人类身上最英勇无畏的品格。他们清楚强敌围攻之下，再坚固的工事也难以坚持长久；他们也明知自己是孤军奋战，永远不会有援军来解救他们。当他们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

但正是他们，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坚毅，扛起了这个国家抗战到底的希望和决心。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可谓微乎其微，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那些以千万为计量单位的重大会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让人相信，人类身上总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亵渎。哪怕这亵渎的诬妄之辞，打着“质疑”“求真”的旗号。

历史并非容不下神话，但诬妄之辞，终将随风而逝。唯有真实的历史所构建的神话，才能成为史诗，流传千古。

2020年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四百廿 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

撰文 | 李夏恩

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战后的闸北，只剩一片残垣断壁。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弟兄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曾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当兵

推上战场的普通人

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

“他妈的，上战场去！”

这个念头，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时，也曾在张秋明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

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

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一名88师的老兵，正在悠闲地抽着香烟。

88师战斗力的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地已谱上了交响曲”。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近距离采访了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

“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焦友三就是这些增补进来“中国英雄”之一，他来自于湖北通城一个名叫羊镇的小村镇，是湖北省保安队的一名队员。保安队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而是地方维持治安组建的部队，类似于乡村警察和民兵组织的综合体。

作家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描述的保安队可谓典型，他们就像一群集合起来的散兵游勇，多半在形同虚设的训练、无聊的擦枪和赌博中虚掷光阴，偶尔和当地小股土匪的干仗就算军事实践。

这些保安队员被简单地集合、整编，就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登上用树枝伪装车头的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舟车劳顿，抵达上海。焦友三被补进一营第三连，他很快发现在这个营里，湖北人占了十分之八的人数。与他一起的通城老乡则占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共有一百五十多人。而他的同乡樊城则注意到，在他们抵达之前，这支部队牺牲惨重，“每连一般只剩下了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一名典型的中国士兵形象，胸前的弹药袋里放着两枚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

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

“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命令

小人物的命运与大人物的算计

两枚炮弹呼啸着从正面飞来，杨瑞符敏锐地卧倒在地，闪身躲过炸弹，但爆炸震起的尘土和弥漫的烟火却险些让他窒息。四周枪炮声愈加紧张，他鼓起勇气，冒着弹片冲到位于上海北站的团部大楼。

35岁的杨瑞符，是88师524团第一营的营长。如果现存的照片可做参考，那么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戴着金边眼镜、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但事实上，他已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自19岁入伍以来，从吴佩孚的军队一路辗转，北伐战争中转投国民革命军麾下，直到淞沪会战前不久才晋升为营长。

杨瑞符像

一个小时前，他刚奉令前往团部接受部队当晚转移新阵地的命令。这条命令让杨瑞符内心“好像失了一种宝贵的东西一样，形容不出地苦痛着”。回到营部，他拨通给团长韩宪元的电话，诉说自己对撤退命令的不满。他列举自开战以来的两个月里，我军成功击退了敌人以大量炮火进行的四次总攻，他反问道：“今天，我军虽有伤亡，可是还有许多巩固工事和实力，难道就这样白白地把我们的大场丢掉吗？”

团长以“战略上的关系”为由，拒绝了他坚守阵地的请求。杨瑞符只得无奈答道：“好吧！”

但一个小时后，他冒着枪林弹雨再次前往团部，看到的却是一副紧张而奇怪的场面：“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二十分钟后，团附谢晋元从师部回来，同样神情紧张地将一张小纸条交到他的手中——谜底终于揭晓，纸条上写的是88师师长孙元良下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的命令。

对杨瑞符和524团的军官来说，这道命令突如其来。但它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番思虑权衡后得出的结果。10月26日上午，第88师师部接到了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的来电。顾在电话中征询师长孙元良的意见，有意将88师留置在闸北地区，分散据守，相机展开游击战。孙元良却认为此举是在无意义地浪费兵力。他深知88师早非战前精良的德械师，而是由保安队和新兵拼凑起来的队伍。在他的备受非议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直截了当拒绝了顾祝同的征询：

“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孙元良的回忆可靠，他的反对确实无可辩驳。将一群缺乏训练的新兵拆散送上装备精良的敌军盘踞的阵地，无异于集体送死。他特意派出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进行详细的说明。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张柏亭看到三五成群从大场阵地溃散的伤兵正在仓皇逃散，敌机不断在空中盘旋扫射。在经过了反复的停车躲避后，张柏亭终于抵达司令部。他首先向顾祝同报告了沿途所见的溃散情形，打算以此触动顾祝同改变让88师留守闸北的想法。但顾祝同却告诉他，这并非他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最高指挥官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顾祝同解释说，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蒋介石有意让88师留守继续作战：

“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张柏亭在多年后对他与顾祝同这场谈话的回忆，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认定留守闸北作战的88师将士浴血奋战的目的，不过是一场用来取悦西方列强，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战”，并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定军方高层就是牺牲将士血肉媚外求和。

毕竟，“国际联盟”以软弱无能著称于世，这种无能还有众多先例，两年前，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尽管国联做出制裁决定，但根本未能践行。更早的四年前，当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对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进行调查，尽管调查后做出了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日本的反应是直接退出国联。

如今，自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已侵占华北，上海及苏嘉地区也岌岌可危。国联除了开会和发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痒的声明外，似乎更是一无是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国政府提出向国联申诉的问题，但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婉拒。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初期，外交家顾维钧奔走游说，但各国首脑仍然只是口头声称同情中国抗战事业，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淞沪会战爆发一个月后，9月13日开幕的国联第十八届大会，却宣布将中国申诉纳入大会议程。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16日，大会决定将中国的申诉提交远东顾问委员会进行调查。28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飞机滥炸无辜。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当前这场冲突中困难的行动。建议各成员国应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分别给中国的援助。”并建议尽速召开会议进行进一步探讨。同一天，美国正式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和《洛迦诺非战公约》。

为何国际社会的态度会发生如此转变？答案就在淞沪会战的爆发。

棋子

通往四行仓库的国际抉择

“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

顾维钧感到孤立无援。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国政要面前处处碰壁。法国驻英大使科尔宾对他的拜访冷面以对，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的报告宣称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并非日本人挑起的。美国大使蒲立德对中国表面予以同情却虚与委蛇。美国的态度，直到淞沪会战的两天前，还是“小心翼翼，缄口不言”。

现代战争最令人无奈的一点是，就是只有镜头下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纵然领土辽阔，但它的国家形象却浓缩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中。只有在那里发生战争，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但七月爆发的平津战役，中国军队的仓皇落败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作为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没有人会冒险把赌注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但战事在上海的爆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屡挫屡战、百折不挠的中国形象，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但中国军人却寸土必争，视死如归。这种顽强的信念和九月几场及时的胜利，给了国际社会以信心，让他们相信中国有最终获胜的潜能。国际势利的天平也逐渐偏向正义的一方。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外交阵容。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外交部长王宠惠、出席九国公约首席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驻美大使王正廷、驻苏大使蒋廷黻（中）。

但前面提到的国联做出的这些决议和声明，毕竟只是口惠而非实至。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10月24日，准备在11月初参加国际会议的顾维钧等人，得到蒋介石发来训令，其中明确指出：

“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必须认识清楚”。

但认清失败并非没有需要达到的目的：“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方法。”这一点，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做出的决议，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

“（一）维持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即积极地抵制日货，消极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足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以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决议的后一条尤为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未来走向。根据抗战史学者霍安治的研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最大的短板。尽管中国从1931年开始就制定了建设国防工业的计划，投入巨资购买武器设备，建立工厂。但纵然如此，按照计划，工厂预计也只能在1939年前完工。

然而1937年爆发的战争，猝然打断了这一进程。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机。1937年8月1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报告，国内现存弹药只能支撑三个月时间。而与此同时，目睹中国平津战事溃败的欧美各国军火商，却纷纷推掉了中国紧急发来的武器订单。害怕他们因接下中国军购订单而开罪日本。欧美各国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更雪上加霜的状况发生在北平沦陷的次日。7月30日，顾维钧拜会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询问他如果中日开战，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是否允许中国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进口武器。日本对中国各海港的轰炸和封锁，让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但瓦伦纳却拒绝了顾维钧的请求，他表示如果允许中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过境，可能使法日发生很大纠纷。不仅如此，法国甚至“倾向于不让中国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线”。

国内强敌凭陵，国外友邦袖手，中国孤立无援。但在上海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提振了欧美各国的信心。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各国应考虑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支援。两天后，顾维钧启程前往巴黎，会见法国领导人，商谈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问题。

随着淞沪会战的战事扩大，法国的态度正在软化，但仍然摇摆不定。10月19日，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谈判中，顾维钧几乎说服了莱热打消日本报复的顾虑。但莱热在谈话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后在召开的国际会议，如果与会各国都同意对援助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那么法国也愿意重新考虑军备物资在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

但就在此时，10月26日大场之战的猝然溃败，让中国在战事中陡然处于劣势。国际社会势利的天平再次摇摆。中国亟须一场战役在国际社会眼前挽回名誉，提振信心。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有足够的底气达成获得外援和战备支持的目标。

当顾祝同提到“唤起友邦同情”这个理由时，张柏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委员长的训示是政略目的”，而非作战时的战略考虑。因此，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视听的政治宣传目的，那么“不必要硬性地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作适切的措置。”

虽然张柏亭与顾祝同经过商议后，决定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据守，但孙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后，感到一团兵力未免让他自己失之过多，因此更缩减为一个加强营——524团第一营。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对接到命令的杨瑞符和谢晋元来说，他们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后隐藏的权衡博弈。国际社会的势利与算计，中国政府寻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以及渴盼一场胜利来坚定信心的中国民众的殷切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棋子，是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提线傀儡，是大人物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无论这目的有多崇高，多重要，但他们就是作为工具的棋子。

谢晋元像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全军撤退的情况下，唯一留守坚据的他们，是援军永远不会出现的孤军。孤军对战强敌，最可能的命运就是全军覆没。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经把镰刀横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颈前，随时等待收割他们的性命。

这一点他们的内心必然洞若观火——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当团长韩宪元将命令交到杨瑞符手里时，他表示非常难过，他深知这是道送死的命令。但杨瑞符却表现得很激昂：“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话未完，团长迅速地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好！你在这地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吧！”

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懊丧，只是平静，甚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孤立无援的赴死重任。当中国民众真诚希望的目光，倾注到他们同样真诚赴死的身体里时，他们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着独立意识的鲜活的人。这固然是对命令的服从，但也是出于个人意志的抉择。当谢晋元对士兵们喊道：

“谁愿意死守的举手。”

张秋明看到许多同志都热烈地举起手来，“我也把手举得高高的”。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这四百二十名士兵，将走向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自1935年落成以来，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

“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即使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时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轻举妄动。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日军绘制的《四行仓库进击图》，见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

“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两个最大危险。但时不我待。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四行仓库内，第一场血战也拉开序幕。负责把手大门的三连连长石美豪全身蒙了一层面粉，“面部被弹射穿，血淋满面，他仍然用毛巾敷着，不离阵地”，不久之后，他的后腿也被子弹打穿。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兵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我用力抱紧柱子，不使抖动，同时慢慢地把枪举起来，上端贴着脸孔，下端贴着屁股，摸一摸腰边，还好，还剩下几颗子弹，很困难地没有气息地装了进去，再把麻袋戳个洞，把枪口对准了敌人，外面枪炮轰炸声，在这时的我听来，特别地响亮，可怕，身体滚烫，仿佛浸在沸水里，皮肤发着烧，从麻袋里看出去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狰狞，我等着等着，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拍拍拍’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

“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除了张秋明在战斗一年后的采访中提及此事外，还至少得到了两位同袍的支持。一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在54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这位牺牲的同袍名叫陈树生，他是将炸弹绑在身上，从六楼窗口跳下，但炸死的不仅是敌人，而是一辆敌人坦克。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在50年后的回忆中提出身捆炸弹纵身跃下的不止陈树生一人，至少还有张秋民、杨顺广两人，他们一共炸死了200余名敌军，跃下的楼层也从六楼变成了七楼——但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仓库本身只有五层。

一些研究者因此怀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他们指出仓库的窗户在当时安有金属网格，仓促之间砸碎玻璃根本不可能，更况且高层窗户由于仓库特制，本身无法全部打开，自然也没有空间能容纳一个成人跳出去。

因此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完全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但如果仔细查考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个惨烈的牺牲故事，至少在这场战斗结束的次月，就已经流传开来。1937年11月初版的一本图册《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编著者赵景深就已经讲述了这个故事：“我军一兵瞥见拼一死，手榴子弹缚在腰，突由六楼往下跃，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赵景深编《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插图，一名战士身绑手榴弹从楼上跃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赵景深在序言中特别声明，这本书虽然起稿是在孤军退出四行之前，但他特意等到孤军撤出四行仓库之后，请指挥这场战斗的杨瑞符营长亲自修改并增加了内容，才予以付印。因此，至少在真实性上，这个故事应该得到了亲历者的认可。张秋明在一年后的回忆，尽管未提及人名，但再次复述了这个故事。

查阅杨瑞符的记述就会发现与张秋明回忆，会发现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杨瑞符安排战士向下投掷手榴弹和张秋明看到战友身绑炸弹跳楼的地方，都是在顶层。因此，这位牺牲者并非从窗户跃出，而是从楼顶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发艰苦。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同时送出去的，还有捆好的一束书信——这是仓库里的士兵们写下的遗书。大部分中国士兵出身寒微，几乎不识字。周福其回忆道，他当时只能让识字的同袍帮忙代写，“无非是一些对父母宽慰的话”。一些士兵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只能咬破手指，在应该签名的地方摁上手印——如果他们就此牺牲，这就是他们留在人世唯一的遗迹。

但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士兵，面对死亡的迫近时，用简短却深情的笔墨，留下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嘱托：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我要一个机会，死我一个时，换日本兵廿几条命。妻：别再想我回来，也别想我一个全尸。孩子还小，这是我的悬念。不过我你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担忧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剪断我自己的生命的线，你收起你的泪珠。永别了。”

捐助

民众的热望

“死”这个字，在琴歌的脑海里一晃而过。他脑海中迸出几句歌词：“我们流完最后一滴热血，为我们心爱的祖国战到最后一口呼吸！”但还未等他哼唱出来，旁边一个年轻的孩子却不由自主地越唱越高兴：“前途无限光明！走上去……”

“喂！别唱！”

司机的一声怒喝将歌声拦腰斩断。除了发动机的声音，四周一片沉寂。

此时是夜晚八点半，暮色已深。战时的租界虽然不比往日繁华，但与河对岸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死寂的闸北相比，仍然显得灯火璀璨。遥望闸北，只能看到未熄灭的战火在残垣中时隐时现。以及四行仓库中倏忽明暗的微光——为了防止敌人窥探，进驻仓库的第一天，杨瑞符就下令打破了所有电灯。那是不眠的四行孤军们，赶在次日敌军的突袭前修筑工事照亮的煤油灯。

三辆卡车一路向北行驶，愈向北行，“夜黑得愈凄凉，愈悲壮。靠近北边的路上，只有几个巡捕竦竦的影儿在微弱的灯光里移动”。他们已经抵达了从租界通往闸北的垃圾桥。驻守英军知道这些车辆的目的，他们将拦在中央的铁丝网拉开一条路。汽车缓缓地滑向桥对过的黑暗中。车夫们驾轻就熟地把车辆开到最轻最慢，熄灭了前后车灯，以免引起敌军的注意。但纵使如此，仍然有恼人的声音从车底钻出来，让琴歌和其他同伴的心，“像熔化的铅块一样忽然沉重了下来。”

琴歌一行夤夜前往闸北如此提心吊胆，所冒风险自然并非心中幻想。他们所承担的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将白天民众援助四行孤军的物资，趁夜送到仓库中。尽管孤军占领的四行仓库中物资丰沛，并不缺少米麦食粮，但其他物资却相当匮乏。很可能是敌军切断了供水，导致仓库守军连基本洗漱饮水都出现困难。杨瑞符不得不下令将所有污水小便都收集起来，妥善保存，以备消防之用。自然也没有多余的水可以烹煮食物。自从自来水断后，士兵们连续两天持续作战，却粒米未进。他们亟须食物和水的补给。而这些，正是在整个白天站在河对岸租界安全区内隔水观战的民众最力所能及也最心甘情愿的义举。

正在吃光饼的中国士兵

为四行孤军捐献物资的场景，可能是战争中最富有激情的景象之一。它充分体现出了民众对抗战的热忱绝非几句振臂高呼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尽己所能。从琴歌和他的同志们开设后方办事处开始，办公室里的电话铃便络绎不绝，“各式各样的人一群一群地涌进来，各界的慰问品直接间接好像挑山倒海的滚滚而来，我简直会想到将要开一家规模顶大的百货公司。”品种琳琅满目到骇人的地步，“饮料有啤酒、汽水、鲜橘汁、可口可乐，食品有光饼、面包、饼干、馒头、蛋糕、咖啡、糖、油焖笋、什锦菜、菠萝蜜、水果、鸡蛋、牛奶、盐、糖……”，甚至还包括在当时价格不菲的鱼肝油和白木耳。

捐助者也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商贾大户到贩夫走卒。有赤贫的老式店家的学徒，新式商店的店员，许多可爱的儿童与小姐，有阔人用银行存款成批地购买，也有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来。在捐助者中，甚至包括难民收容所里的全体难民，他们发起了绝食一天的运动，将省下的粮食钱款捐赠给孤军们。

光饼即重一斤，直径一尺的面饼，是一种易于保存又能扛饿的方便军粮。

这种全民热情的捐助运动，背后是军人形象在现代中国的重新塑造。传统中国，士兵这一职业一直以来被视为低等人从事的贱业。所谓“丘八”就是对士兵的蔑称。而自清末以降兵连祸结、军阀混战的现实，也让民众对士兵的印象一再跌落。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了饭碗杀戮抢掠的土匪。士兵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在抢劫时身穿制服。1920年代，一位评论者指出，中国的几大祸患之一就是“兵匪一家”。

但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民众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看法。民众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为了保卫家园冲锋陷阵，与侵略者肉搏厮杀。尤其是战争初期那些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精锐德械式，他们奔赴战场的威武雄姿令人倾倒。为国家寸土必争而不是为抢夺地盘权势的国家军队的正面形象，在抗战初期被迅速塑造出来。《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称：

“数百万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士兵。上流社会男士捐款；女士为士兵们准备衣服并带去慰问；男孩和女孩作为‘童子军’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为前线的士兵筹款。现在中国人开始说，这是‘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英雄’。”

军人本身的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效忠对象不再是某个统治集团，而是上升为国家本身。从军的目的不再是当兵吃粮而是保家卫国，成为现代军人的一个常识。传统中国的“忠”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国家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军人观念。成仁取义，为国捐躯，成为了军人的天职。一如杨瑞符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

“我想：这次假如我成了功，我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军人……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后，只要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绝，我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光荣的名字。”

……

1938年电影《八百壮士》中四行孤军与女童子军杨惠敏在一起

运送物资的卡车终于在夜色的掩护下，滑到四行仓库的外面。他们爬进仓库外面的一家店铺，爬过沙袋堆，终于在黑暗中看见了等待物资的四行孤军的士兵：

“他们穿得那样单薄，腰上挂满了手榴弹，他们强烈的眼光投射过来，仿佛几盏明灯，他们都是二十岁的光景，沉毅而且勇壮，他们有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仿佛海阔天空的浪潮阵阵汹涌。死神的魔手虽然在他们面前乱抓，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悲哀。”

当琴歌把……和香烟一同交到他们手里时，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忽然心花怒放地叫着，身体像野孩子一样蹦跳起来”。

血战

尚未结束的战斗

著名版画家胡一川于1938年作版画《八百壮士》

“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的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地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但不久之后，杨瑞符就发现，这些疲惫已极的士兵已经学会了阳奉阴违，他们建立了攻守联盟，一个偷睡，一个放哨，看到营长过来便赶紧将对方弄醒。而一些士兵，甚至在杨瑞符过来督工时，仍然坐着不动，用嬉笑的姿态对他说：“营长啊！我们刚才休息，实在没有睡觉。”

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旗帜飞扬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猛烈的炮火，甚至让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全球享有盛誉的伦敦《泰晤士报》，在10月29日发表社论，一改之前故作客观甚至揶揄中国的口吻，赞颂道：

“中国军人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虽中国军人大部分现犹训练未充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置备雨衣，犹携伞与俱，然扼守人所认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至十周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陆军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轰炸之下。吾人于此，将见上海华军之抵抗，将在中国各处发生精神上影响，不独今日如是，即在将来亦然。”

在之后召开的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

“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的与会各国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

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为中国据理力争，获得各国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平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在诸多对四平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按这三项数字相加应为四十一人）的轻微损失。战后，由日本学者编纂的权威战史著作《战史丛书》第72卷引用了这一数据。另一份同样由海军编纂的《支那事变尽忠録》卷三中，则提到这场战斗仅有一名死者，是一名叫田中士陆的海军特务少尉，重伤而死。

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中“闸北进击战”中登记战果的一页。写明中方留下100具尸体，而日军总计伤42人。在这份报告的前一页写着中方军队人数为800名。

如果认定日军战报中的数字真实无误，那么只能遗憾地得出结论。中方的数据，尤其是孤军将士提供的报告是完全不正确的。10月27日，谢晋元在给孙元良的报告中写道：

“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廿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

杨瑞符的日记也同样证实了谢晋元的说法。但仅此一天中方报告的数字，就超过日军战报的统计数字。

那么究竟谁在撒谎呢？战争时期，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双方在整理战报时，都有可能掺杂水分，夸大对方的伤亡，减少己方的损失。谢晋元呈递的报告自然不能无夸大之处，但日军的报告中仅死亡一人同样经不起推敲，在当时从旁观战的外国记者就目击到至少有两名日军士兵毙命。而且，就在《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这份战报中，日军宣称，他们发现了一百多具中国士兵尸体。而这一点，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它的不实之处：

“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诚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倒，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

“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经像毛巾似的可以绞过来，肉和血都混糊了，软绵绵的一团”。看着同袍已经撤离殆尽，他支撑着走了几步，终于倒了下来。一个外国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过来想取走他的枪：

“我的枪是挎着胸背的——枪就是我的性命，即使我真的死了，也要背着他。”

他被连枪带人拖了过去，外国人发现这个血肉模糊的孤军战士居然还有呼吸，于是把他送进医院。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

“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本文特别感谢霍安治、谌旭彬、吴京昴在史料和论述上提供的大力帮助。

▼

关于本文使用资料的说明

下面所开列的一些资料为撰写本文时所使用的个人采访、自述和回忆录（不包括相关论著），谨开列于下，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者做进一步研究。

时间较近的采访与自述：

谢晋元：《闸北孤军指挥官长访问记》，1937年11月2日，《闸北的血史》

杨瑞符：《闸北孤军退出记》，1937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3版。与《孤军奋斗始末记》（《闸北孤军记》）内容几乎相同

杨瑞符：《杨营长访问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

杨瑞符：《杨营官佐的自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

杨瑞符：《孤军奋斗四日记》，1939年6月，《八一三淞沪抗战》 ，另《孤军血战四日记》（《大侠魂》1939年分四期刊载），内容一致

张秋明：《孤军张秋明访问记》，1938年，《上海妇女》

老兵回忆

胡雍伯：《四行仓库坚守战》，《岳阳县文史资料》 第1辑

樊城：《参加淞沪战役四行仓库战斗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万连卿：《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万连卿：《八百壮士报国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卢逢胜：《我们退出四行仓库以后》，《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章渭源：《跟随谢晋元团附浴血四行仓库的回忆》，《蕉岭文史 》，第8辑

章渭源：《忠肝烈胆昭日月——忆孤军营中的谢晋元》，《蕉岭文史》， 第14辑

焦友三：《忆守卫四行仓库的前前后后》，《通山文史》， 第1辑

陈德松：《从坚守四行仓库到远征缅甸——八百壮士一位幸存者的自述》，《皖东文史》，第1辑

田际钿：《八百壮士——幸存者的自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田有收：《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四行仓库保卫战一老兵的回忆》，《蒲圻文史》，第4辑

张明秋、张青轩、李锦堂、周俊明、余长寿、曹明忠口述，戴广德整理：《上海四行孤军抗战纪事》，《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

杨根奎：《我也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疑伪，见毛剑杰考证文章《寻找最后的八佰壮士杨根奎：我们沉默了十年的真相》）

杨养正口述，朱春先整理：《杨养正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坚守四天午夜，左眼被炸瞎》，《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

杨养正：《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

见证者：

凌维诚：《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回忆我的丈夫谢晋元》，《蕉岭文史》，第1辑

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暨八百壮士》，《通城文史资料》， 第1辑

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郑侠飞：《八百壮士对敌战斗之我见》，《通城文史资料》，第1辑

郑侠飞：《谢晋元团长与八百壮士》，《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陈临庄：《四行孤军壮士行——我的所闻与所见》，《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杨慧敏：《八百壮士与我》

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

关于资料使用的说明：

首先，一般认为，史料记述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就越可信；越远，记述就会遭到遗忘或是扭曲污染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放诸皆准。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因为档案尚未公开，或是重要关系人尚在人世，反而难以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只有等到这一页彻底翻篇，档案文献公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但就孤军四行血战这一历史事件而言，由于这场战斗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提振西方各国对中国信心，以及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因此，在当时确实难免出现一些对战况、战果的夸张和虚构，以配合宣传需要。但另一方面，作为个人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仍会遵循“越近越真实，越远越模糊”的一般原则。从这一角度讲，只要不是明显夸张不合实际的内容，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质疑点，那么本文在史料选取时，仍然尽量采用时间更早的记述作为主要材料，而将时代更晚的回忆录作为补充材料使用。

其次，若不同记述者因立场、政见、私怨等原因互相对立，而在各自的记述中对对方进行诋毁和侮辱。如果这些带有诋毁侮辱的史料，找不到第三方中立者的证据加以证明，一般不加以采信。个人记述中，对本人带有美化、回护之辞的史料，但由于本人是重要亲历者，因此，在没有严重扭曲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引用，但不作为重要证据，并指出疑点。譬如文中提到的孙元良，坊间所有对他指责嘲讽的文章，其史料几乎全部来源于三篇文章，最主要是时任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在战犯劳改所特赦出狱后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孙元良》、其次是郭汝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