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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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春天

聊《四个春天》之前，想说说金马最佳影片《大象席地而坐》，以及杨明明的《柔情史》。

胡波的丧，杨明明的撕，几乎是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的冠名电影。两部电影里的原生家庭，都令人感到恐惧和绝望，是浓墨大写的底层互害。从社会新闻，到身边亲历者，屡见不鲜。

作为纪录片的《四个春天》，跟它们同步发生，却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到会让许多人怀疑：陆庆屹的父母，是不是在儿子架设的镜头前表演。陆庆屹是不是进行了有计算的加工，剔除掉糟心不堪的，只留下和谐幸福美好。

奇怪的问号，看片过程中冒出来的质疑心理，随着第一个春天的落幕，第二个春天的开始，慢慢消除了。

春节到来

原来，所谓的《四个春天》，就是北漂的陆庆屹，春节返回贵州独山，跟许多人那样，回家、过年，起床、吃饭的四个年头。显然，以私影像出现的这部电影，也可以叫做《生活而已》（魏晓波纪录片作品）。

私电影，或私影像（它们当然可以被公开放映）。顾名思义，就是切入到创作者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比如父母，妻儿，或者恋人。日本的原一男和河濑直美，都是这个领域的大神，神到我自认经受了中国纪录片的诸多考验，依然看得目瞪口呆：这些人，实在太敢拍了！少女时代的河濑阿姨，拍婆婆摘花种豆。镜头直接快要贴到了婆婆脸上，看清楚每一道皱纹的故事。老人家都得打趣说，靠太近了，不好意思。

《四个春天》的出现，让我想起来自东瀛的家庭录像私电影。然而，它经过了精心的剪辑和声音后期，加上陆庆屹本人苦练的平面摄影功底，作为纪录片的《四个春天》，不仅要比之前一系列出现在中国电影院，题材致胜、豪取票房的纪录片来得好看，甚至比剧情故事片，会更具有原生的美感。同时，被许多人挂在嘴边上的故乡啊，风物啊，极少见的，出现了一部不声不响、埋头拍摄了许多年的纪录片里头。光是迷人的家庭日常、熟悉的餐桌和故乡的氛围这几项，就值得你去电影院看看。

心旷神怡

纪录片的创作，会随着时代变化，发生改变。多数观众习惯了专题片，鲜少接触独立纪录片的同时，会对《四个春天》感到新奇（尤其是出现在电影院），其实，这非虚构的私影像，很早就在日本发生。

同样，作为拍摄者的陆庆屹，与被拍摄的父母家人，他们也知道机器的存在。久而久之，当拍摄对象意识到镜头，又忘记镜头的时候，彼此之间不存在隔膜时，《四个春天》所收录的素材，就变成了源源不断的生命河流，不时有激荡而起的水花，摇曳摆动的水草，腾跃而出的大鱼。

突然陷入变故和沉默的第三段，《四个春天》开始加入一家人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保留下来的家庭录影，伴有文案或解说，并由父亲配上音乐。并非出自陆庆屹之手的陈旧影像，却在第三个春天，爆发了强大的情感冲击力，迅速告诉着观众：电影，或者影像这门艺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陆庆屹的最初构想，肯定不包含第三个春天的故事。当变故到来，这也推翻了导演单纯只是想留念，或者囤一堆硬盘素材又不知从何下手的烦恼，催促他，要去完成什么——哪怕是单纯的仪式感，对自己的人生施压。

反过来，先入为主的观众看法，也会在第三个春天时候被推翻。那些你看过、听说过，亲身或不曾经历过的生命体验，融入到你的世界里。虽然说来说去，要讲的，不过是人生而已，没什么大道理。

第三个春天

《四个春天》的影像，最开始只用来保存共同度过的家庭时光，吐露对父母或家乡的思念之情。但就像是枝裕和讲自己的《幻之光》，主人公向别人传达了内心的哀伤，又体现人的坚韧与美丽。当陆庆屹选择隐匿自己，承担这一功能的主角，就只能是父亲母亲。而这种冷冰冰的说辞，也始终不如人伦之情的活动影像，来得直观。

许多纪录片拍摄者，可以把镜头对准一切难以搞定的对象，但要他们调转镜头，对准自己或者亲密家人，就很难保证不会有情感上的伤害。就像开头，关于得奖不得奖的说法，纯粹是一己之私，更多是我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家人是否可以，比导演来得强大。就像我在书上读到这样一段话：母亲拥有丰沛情感，但感受幸福快乐同时，也会比常人遭受多一倍的悲伤痛苦。

不可否认，我在这样的评述过程中，强烈带入了自己的看法。正如有人会被贵州风味的家庭料理和地方佳肴所吸引，又或者像1996年生的小徐同学那样，把整部电影，当成一部相亲片去调侃看待。幸福是相似的，不幸却各不相同。我知道，人在面对死亡，面对家庭的喜怒哀乐，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很惊讶地看到，在第三段故事中，摄像机并不避讳，去拍摄服丧的家人。他们只有沉默，还有那听不清词的丧歌（正是《冥王星时刻》所寻找的）。第三个春天的沉默，晦暗与情感凝重，道出了难言的生之多艰。中国人，很少能记住三代以上的亲属，对于成长或者陪伴的亲人，一旦割舍道别，难免会有切肤之痛，正如每年，一个春节，总能唤醒相似的生命记忆。

当陆庆屹冒出要完成创作的想法，对摄影拍摄的思考（机位、角度、构图），也令整部电影，不乏美感。甚至对比《日常对话》，它来得更加随心所欲。父亲姐姐拍摄的素材（印象最深一段是配了钢琴曲《水边的阿狄丽娜》），参与到电影成片当中，也仿若李珞《河流与我的父亲》的文艺实践版。

向死而生

《四个春天》的成功，或者说这部纪录片的完成，其实是陆庆屹一家人，一直有保存和记录家庭影像的传统（片中最早出现的素材是1997年），加上知识分子的文艺情趣，人物鲜活不拘谨，张口都能来上一段曲——已经是很少见的中国家庭，能保存如此乐观达然，不为生活生计所挤压的天伦一面。总而言之，《四个春天》是家庭录像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度，所能做到的极佳案例。

它是一部好电影。

他也喜欢这部电影

我并非是想标新立异，而是在看了一圈评论之后，发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感动”两字上，完美展示了亲情的可贵和父母生活不易，以及对生活点滴细致入微的观察，当然也有很多人被片中父母那种乐观豁达所感染，认为这样的父母不可多得，这些都是本片显而易见的优点，但如果光有这些，我认为它并不足以支撑起「First最佳纪录片」的美誉，其实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感动过后还剩下什么呢？

对于很多普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中国人来说，我想大家从小到大都听过太多这样的话：爸妈就养你一个不容易；你们过得好一点，爸妈无所谓；你长大可要争气啊，不要像你爸那样……等等，不胜枚举，似乎我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背负了要承载两代人幸福的重担，尤其是八零后的父母，很多是从那个不可言说的时代走过来的，他们浪费了一整个青春，他们自带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气息：爸妈牺牲了一起都是为了你，你的幸福就不再是只关于你一个人，所以你能不幸福吗，你敢不幸福吗？

不敢，真的不敢。

其实本片中的父母基本没有主动上演什么苦情戏，也没有把上面的那些话挂在嘴边，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似乎都在提醒我：生活多么不易，父母多么不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而比起片中的那些生活片段，我最喜欢的部分却是父母在不经意间唱起的歌，跳起的舞，仿佛只有那一刻他们的心才是自由的，他们的眼神和笑容也变得单纯，不再背负过去的苦难，不再承担未来的惶恐。而其余的时间，每一个眼神里都写满了对儿女的关爱，每一个笑容背后都仿佛看得到这个民族沉重的历史，这是幸福吗？或许是吧，但却与快乐无关。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最善于苦中作乐的一群人，坚强的母亲，隐忍的父亲，我们生活里似乎总不缺少这样的角色，这些气质渐渐融入了我们的民族性格当中，而这正是我的头三十年一直努力想要摆脱的一种枷锁，可是直到现在好像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那种深沉的厚重似乎已经刻进了骨骼，每次一回到故乡，就感觉那个拼命想要斩断却永远藕断丝连的根，又一次重新滋长，再次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轮回里无法自拔。不知道我们究竟从哪里继承来那种通过感动自己绑架别人的基因，一边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假装乐在其中，一边又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彼此的手脚，但却没有人互相问一句：你快乐吗？

是啊，爸妈，你们快乐吗？那些被掠夺走的时光终究再也无法挽回，被抢劫走的青春也没有人能够弥补。我们都知道，你们太害怕，害怕我们会重蹈你们几十年前的覆辙，才会把全部的爱撕成一点一滴，洒落在你们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言语中，生怕我们感受不到，你们就用这种方式呵护着今天看似来之不易的幸福。但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这一切终究都是时代赐予的啊，又岂是我们小心翼翼就能躲得过去的呢？

所以，爸妈，我宁愿此刻的你们都是真正的快乐，而不是为了我们苦中作乐。就像「四个春天」里的老两口，就算孩子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那样在街头拉着手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而我们，也不需要什么感动中国，只需要快乐中国，可就是快乐这两个字，对于这个民族怎么就这么难呢？

这正是我看完「四个春天」后所感受到的，在简单的感动背后，是导演对这片土地和上面的人深沉的爱，他不自觉地将一个民族性格的养成拨开了给你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这片土地才会真的有希望，生活在这上面的人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

FIRST青年电影展前线记者 | 小明

无论是西宁First影展走出来的一批青年作者，还是中国大量的关注边缘人群的创作者，农村与家庭似乎永远是他们最爱选取的题材。

然而，在这批影片中，痛苦、混乱的家庭关系和贫瘠的中国乡村，翻来覆去地被直推到观众面前。远离农村生活的观众，很难从中提取到真正中国传统理念的家庭气氛。然而在今年的First青年影展，一股温暖力量闯了进来。

这就是今年入围惊人首作单元的《四个春天》，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四个春天》选取了一个非常抓人的角度，记录四个年头里，回到父母家中过春节所发生的事情。其中，所展现的细腻、生动而非常真实的家庭生活场景，则是其中最为动人的部分。

作为一部私影像的纪录片，从一开始，导演并没有计划将其完善成一个完整的纪录片。于是，我们能看到在第一个春天的部分里，所有的段落、镜头都非常的琐碎，甚至显得有些混乱而不知所谓。然而反而正是这一段落，奠定了整个影片的基础，琐碎显得生活场景更加的细腻、真实，能够瞬间令观众进入这个家庭的环境里，并作为一个引子一样的段落，串联起了接下来的部分。

特别惊喜的是，在第三个春天的段落里，并没有太多当年的场景，反而替换成了父亲所拍摄剪辑的曾经的家庭录像。父亲所作的录像，充满了年代的气息的画面，依旧忠实地反映了当年的生活场景，而且同样具有琐碎而细腻的特性，这与第一段导演自己拍摄的部分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同样，父子二人相同的爱好从银幕上延伸到银幕外，也具备了中国家庭骨子里的传承精神。

诚然，没有技巧是这个影片非常令人遗憾的地方。剪辑上的凌乱、声音技术的问题，甚至作为导演本人真实情感的表达失控，在影片的行进过程中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对于应当反应真实的纪录片来说，技巧并不算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剪辑技术和声音技术的缺失，反而组成了私影像纪录片的一种形式，在其他影片里成为弊病的技术问题，在《四个春天》都化作了影像的真挚。

本身真实的生活就足够令这部纪录片发展出优异的成绩了，我们随着导演的镜头，一点一点的深入这个偏远小村，一点一点深入作者所处的家庭。这些镜头或是远远观察，或是微微跟随，或是直面镜头内的人或事。这样的镜头语言组成，粗粝、莽撞，却意外地展现了创作者内心的真挚，正是这种影像下所蕴含的真挚的力量冲击着观众跟随着画面和其实就发生在真实世界里的小故事。

观众随着这股真挚，看到一对老夫妻几十年相依相守的感情，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奈与悲哀，看到一家人的互相扶持，看到远走外乡的游子内心紧紧的牵挂，看到他们一年一度腌制的香肠腊肉，看到他们在每年放鞭炮，看到他们上山砍柴、看到他们唱歌、看到他们欢呼、看到他们哭泣。每一段真实生活里难以发觉的小细节无差别的拼接，直观的信息传递，都是真实的力量。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家庭本身具有的温暖气息衬托出了整个影片的感动人气质，导演在影片中穿插的贵重风景的空景，使得整个影像的气质爬升了一个层次。在生活段落里，画面的不够精致，都被自然而生的山川、云雾填补上了，这些风景和天气的生成，似乎本身就是为了让镜头记录而形成的。这同样，是真实的力量。

自然、真实，真挚，这其实是我们在观看青年创作者作品时最愿意看到的气质。来自表达的冲动欲，能够弥补所有技术层面的不足。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个充满自然魅力的乡村风光，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理想中国家庭关系，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当我们日后想起农村与家庭题材的作品时，总能够想到这股温暖的力量。

· THE END· 这是“不散”的 第680期 文章，值得一看！

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

导筒系列专访

《四个春天》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导演以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为主要拍摄对象，朴素而真切地展现了他（她）们在家乡小镇的生命状态，大量主观性的镜头让观者时刻处于在场者的视角，逐渐被深深代入到黔南地区的日常生活语境，劳作、歌唱、出游山野、探亲、丧葬、欢聚离别，无数客观而意外的细节拼凑出一幅充满原始诗意的人间图景，让我们深陷于对时间这一永恒命题的感思之中。

本片入选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竞赛单元。导演陆庆屹及本片监制，出品人赵珣接受导筒专访，畅谈这部回归日常，展示私影像之美的独特作品。

四个春天

Four Springs

贵州独山话 | 2017 | 纪录片| 彩色 | 105min

第12届FIRST影展纪录片单元入围

导演简介

陆庆屹1973年生于贵州独山县麻尾镇。16岁离开家乡到北京生活，目前主要致力于摄影及影像方面的自由创作，2018年完成首部纪录长片《四个春天》。

监制／出品人简介

赵珣，北京电影学院2011级导演系博士研究生，导演处女作《两个季节》入围2009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竞赛单元，获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展年度十佳纪录片，第二届两岸三地电影院校学生作品展最佳纪录片。网络剧《最好的我们》联合编剧，《你好，旧时光》总编剧。

导筒单镜头访谈计划《未剪辑》 第1期：陆庆屹 详细内容见导筒微信公众号

专 访 正 文

导 筒：

创作这个纪录片的初衷是什么？经过了怎样的创作历程？

陆庆屹：

起源应该说是无意中触发出来的，可能是一直生活在北京的触动吧，因为我远离家乡的时间太长了，二十多年。在朋友的鼓励下写了一些家里的人和故事，写了我妈然后又写了我爸。当时在豆瓣上我爸那篇文章传播太快太迅速了，一夜之间多了七千多关注。

导演的父母出门前的合照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一种状况，文章下面没有一个恶意的评论，全都是善意的祝福。我已经习惯了我父母跟我平时这样的生活状态，我就在想：这些东西就那么动人吗？

从这件事开始，大家的祝福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可能里面会有很多值得自己记录的东西。之前我的工作一直在拍照片，从来没有想过拍视频，也没有条件。那一年我正好也确实需要买一个相机，就买了一个带视频功能的，开始了无意识的记录。

《四个春天》剧照

一开始拍的比较甜美风，因为想拍一些贵州省南部的风土人情，而且我妈妈在当地是很有名的歌手。我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但不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在这种环境里面，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大家都很爱唱歌。这种邻里关系让我感觉在北京很难去找得到。加上我每年回家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回家的时候就想记录一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遥远的北京看不到的那些东西。

至于片子怎么发展还当时没有考虑，他们想说的我尽量给他们记录下来。因为我特别喜欢我爸妈，他们一举一动在我看来会觉得特别可爱，觉得应该全部记录下来，但那时候我还没进入拍视频的状态，拍着拍着就停下来拍照片，所以那些视频的片段会比较零散。

导演的父亲

比如说我爸系鞋带，把那草鞋穿坏了这段，如果说有意识的好导演会把这段拍的更好一点，我拍的比较琐碎的，当时停下来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才觉得非常后悔，当时确实没有太强烈的拍片意识。包括我最近回家的头几天和我爸爬山，感觉特别好，如果记录下来真的非常棒。一个老人爬上最高的山，我们从中午一直爬到天黑才到山顶。他有这样的坚持说明他爱这个过程，他很享受。我就只顾着拍照片去了，都忘了这个相机可以拍视频，那种自然的状态没有纪录下来很可惜。

慢慢的我才习惯的去按那个录像的功能，慢慢的进入到这个里面，一点一点的提升技术，包括意识的提升，到后面的拍摄可能就稍微好了一些。它的产生变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没有预测到会变成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跟我的生命，跟我的家庭一起出现。

导演陆庆屹为父母拍照

还有一方面我这个人是比较笨拙的，就是很难去打开思路。我看过一篇访谈对我触动很大，讲的是一个学电影的学生问侯孝贤导演，我们是学电影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拍电影，侯孝贤导演说你想拍电影就去拍啊，你不拍怎么知道开始。这句话在那一刻对我触动特别大，才让我有意识去做这个。我想既然已经拍了这么多素材，那为什么不继续拍下去，去完成一个片子。

我想感谢下我的亲戚，虽然他们跟我说你拍这些没啥用，都不给我们看，我说会有这么一天的。每天他们都会刺激我一下（笑），抱怨我拍这么多什么也不给他们看，但还是无所谓我拍他们的。类似要感谢的人多，好多场景在脑袋里晃来晃去。

导演陆庆屹一家人生活的院子

所以我觉得一旦有这样的意识我知道我会做的很好，我有这个自信。不管是怎么样的内容，至少它可以记录一些流逝的时光，我是留恋这些东西的。

当然我承认我不太懂，当时对电影专业一无所知。反正就这样子拍着拍着就有了一些经验，然后拍出了点画面。剪辑的时候也遇见了不懂的地方，就去豆瓣看了很多影评，豆瓣里面有很大的资料库让我学会在我的素材里逐渐抽出来有效的线索和信息。

那一年我买了2000多块钱的书，学电影知识，边学边剪。包括剪辑软件也是朋友帮忙装的，再去问朋友软件怎么用，前后大概剪了一年零八个月，有了个雏形，经过好多朋友包括豆瓣上没见过的朋友的建议之后，完成度得到了很多提高了。

导 筒：

片名为什么会叫做《四个春天》？

陆庆屹：

我算比较是资深的北漂，基本上只有春节才会回家，也只有那段时间才能近距离的拍摄我的父母。后来我拍的跨度比较变长了，我妈送我哥走的这些情况都让我很揪心。每次我去北京离开家的时候，我也只是通过电话、微信或者是我的想象去知晓得到他们的状态。但实际上他们到底会是怎样的状态，我不知道，对于这个我是很想记录的。

他们都很留恋时光，我家每年都会花很多时间去记录家人，99年一次火灾把这些记录的东西烧了百分之八九十，剩下的都还有一大箱。所以从我记事开始，我妈在每年的春天暖和起来的时候都会到县城里边，请相馆的人来给我们拍照片，这种习惯就传下来了，我也习惯春天会去拍，四年四个春天。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姐的事情，那一年回去记录下了这些东西时间段都在春天，也带有点冬天末尾的气息，但基本上就是春天的氛围。

拍到2016年的时候，我爸妈的身体情况明显受到我姐姐离世的影响衰老了不少。我非常担心他们看不到这个片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朋友说要剪出一个完整的版本给爸妈看。后边那些学剪辑等技巧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剪完的时候发现第一个版本五个多小时，太多东西舍不得、放不下，需要其他人来帮我筛选。

就算只给父母看，五个多小时也太长了，后来就精简到两个多小时，才有了到电影院去播放的机会。之后也没有继续记录，我爸妈是老人，身体在变得衰弱，他们特别要强，不愿意把这种衰弱的情况展现在屏幕上。

导演陆庆屹与哥哥、姐姐合照

对于生死的问题我真没有什么看法，我爸妈倒挺有看法的。经常跟我说，人生是自然的，生死也是自然的。面对具体的悲伤的时候当然是会有很多悲伤的情绪，但是仔细想一下，人就是这样，或者说人生就是这样的。我释怀之后不知道是情绪上越来越稳定了，还是我自己年龄的变化，或是爸妈对我的影响。我现在对生命看的很自然，我很怕死，但有时会想到真要死就死吧，就是这样，我会努力的活下去，有一点倔强。

导 筒：

你的父亲在20年前就有影像纪录的这种行为，这个非常少见。他用的是什么样的器材？为什么会去拍这些？

陆庆屹：

我翻我家的老照片，他俩结婚的时候连一口锅都没有的情况下也会去拍照片。具体记录的起源我也不清楚，但他们就是愿意去记录自己的生活。我猜想可能是饿着肚子去拍的，因为都是花不少钱去拍的。

导演父母结婚照

在我出生后每年，包括我有三个月的照片、六个月的照片、九个月的照片和一岁的照片我都有。我爸我妈会留着包括我哥跟我姐的完整的记录，99年的火灾也烧了一大半，我妈当时不在家，回来后看见家烧了，第一句话问的是：那些照片呢？还好抢救回来一点点，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对时光、对记录自己家庭的过程是有许多幸福感、爱在里面的，所以他们愿意去记录这些。

回想起来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感觉也很幸福，后来因为没钱了，95年的时候才还清了结婚的时候欠下的债。到了97年我姐工作，她给我爸买了一个小的用磁带的DV。他也没想到这个东西价值多少钱，也没想到我姐会买那个几万块的东西给他，他很兴奋，隔三差五就会跑到贵阳买那种小磁带，买完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用怎么回放。然后开始了解摄像机、大磁带、小磁带这些东西。

99年的那场大火把录像机也烧了，所以断了一段时间。其实如果之前有条件给他一个相机的话，我相信他也会时刻在用。我看到他自从有了这个DV之后每时每刻都放在手里，基本上任何时间、事情他都会录下来。很奇怪的、这是一种自发的纪录。

那段老录像里面为了精简剪掉了一些，他跟我妈去山里洗衣服，他会拍他自己说“大水牛，农民在舀水，最近干旱裂了”这类自发的展现出对生命表示赞美态度的时刻。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就是热爱生命和自然。它与自然是非常紧密的，在家的时候他会上山看一下春天来了，有这种踏青式的活动。那时候我爸都快80了，还上那种很陡峭的山，其实很危险，外表很儒雅的一个人，内心却很倔。

我觉得他拍这个其实是他享受生活、赞美生命等所有行为中的一种方式。这个东西可以具体，也可以很分散。例如玩乐器，也经常有人叫他去伴奏，主要是二胡，但是他对二胡的爱没有像手风琴那样多。我们看到的只是某一部分，那些老物件跟他喜欢的乐器是差不多的，只是呈现出来给我们看到的价值是不太一样的。我只知道他们的习惯是这么延续下来的。

合奏中的父母

包括前几天我爸给我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发给了我，因为我们那边没有葫芦，他知道我在北京种葫芦，我就给他寄了点种子。葫芦结果的时候他很兴奋，他最近行动有点迟缓，拍了些照片给我看，拍了一个视频，葫芦在家里环绕了一周。

你能感受到他那个兴奋的心情，虽然自己在衰老但是这个世界的美好其实是跟他的身体情况没太大的关系，对这个世界美好的认知，特别让人感动，对我爸妈来说甚至有点像宗教，感觉就是歌颂式的，那种对家庭的爱。他跟我妈说过此生足矣，他不会跟我说这些，因为他比较内向。

导 筒：

这四次回家拍摄了多少时间？

陆庆屹：

我在北京的工作是拍照，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不用上班。刚开始仔细去想，到后来我就越拍越长，有的时候11月我就回去了，基本上会拍到来年四月份，差不多半年。但是贵州的春天很长，春节年初花就开了，到四月份才开始犁田、种稻，那个时候为了谋生还得同时拍照片干点活赚点钱。不能一直泡在这，虽然我很享受，最后还是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我爸妈非常理解，必须感谢他们，从来没有阻止我的任何选择。

我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支持我，他们唯一的担心就是你做的工作对身体好不好，我爸妈问我最多的还就是身体问题。当时你习惯了不会觉得有什么，你再回头一想的时候，就会极其感动。我是极其幸运，尤其是我看到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冲突，基本上都是观念、控制与反控制上的冲突，我就觉得我们家这样特别幸福。

导 筒：

一开始使用的是什么机器？拍摄中间机器有没有更换过？

陆庆屹：

尼康D800贯穿整个拍摄。我必须要买的只是三脚架，纯粹为这个片子做的投资，1500块钱。时间上的花费就不好统计了。挺有意思的是始终没有换过机器，镜头也是自己常用的。

但是有时候确实需要韧劲来支撑自己坚持做这个事。因为扛着架子背着大包，有30多斤，我得前后在他们面前跑来跑去，尤其在山里是很累的，也很享受。有的时候我回放给爸妈看，大家哈哈乐乐，就觉得挺好的。

导 筒：

在影片里面有不少情节展示了爸妈在制作各种食物，包括他们在采摘的时候，你觉得饮食包括日常的吃饭在生活当中上是否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比如小腊肠

陆庆屹：

这个腊肠有好多人喜欢吃。但我们后来剪片子的时候就怕剪成舌尖上的美食那种感觉。在四个多小时的版本，好多朋友都说边看边流口水，吃的部分太多了。

导演母亲正在熏制腊肠

后来我一个做艺术的好朋友给我提了个意见，他是一个冷静的人，他说食物在我这个片子里面太抢戏了、太猎奇了、太专注于地域的琐碎事，因为那些食物都代表着地域的本身。我妈每天都在做各种东西，样式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家有的时候很乱，在这些事情上没法不乱。这也成了我家的一个特色，我妈想让我们在过节的时候能吃到当地的特色食物，街上买的跟以前的味道是有差别的。

《四个春天》剧照

所以他们的生活不沸腾，我爸就是浇花浇水，我妈有一种对生活的冲击力，她坐那一想，觉得应该做的事就去做，她有一种主动性，可能她性格里的那种豁达也来源于此，她做的时候挺开心的。舍弃掉的素材太多，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出一个关于食物的纪录片。

导 筒：

250多个小时的素材量，是怎么展开剪辑工作的？

陆庆屹：

当初看素材的时候光是过一遍就花了接近一个月时间。当时拍的机器还是有点不给力，当时看是没有问题，可后来拷到电脑里以后再回看的时候，经常有些黑屏导致那条就没了、废掉了。

导演家人生活的街道

还有许多由于我自己而产生的问题，比如说拍的很差劲，直接就造成了我很大的困扰，很多素材就直接没法用的。我说的250小时是总共拍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可以选择的所有素材。为什么我选择呈现现在这个版本的素材，我觉得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因为生活太庞杂了，必须有个线索让观众去了解这些内容。

虽然我想记录客观真实普通的生活，但实际上在选择之后还是希望做的立体一点。在想这个线索的时候，有很多拍的特别好的，可由于各种原因取舍掉了。有些特别好看的镜头其实是在一个普通的场面里面，通过你个人的选择，然后把它提美，但它不是真实的状况。

《四个春天》剧照

包括肯定得要考虑符号，这些符号和线索怎么串联成一个结构。因为我们和父母的关系还类似于北漂的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时间上的视野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所以自然而然的会去记录。

我爸在很多年前开始去拍摄纪录的时候，肯定也会想到我们。到我去纪录的时候我肯定也会想到那些象征性的东西，会去选择。比如说腊肉每年都是标志，过年都去做这个东西。在一个时间线上的、与之相关的就保留下来，无关的就尽量精选，考虑的还是整体结构上的问题。

《四个春天》中制作的腊肉香肠

没有特别多想要表现，确实就想歌颂这样的人生。到了后期我在剪辑的时候，会产生没把他们当做我父母的想法，就是当做一个豁达的老夫妻那样去剪。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因为你在审视作品时，肯定会越来越做的像一个剧本。太容易投入的话，很多东西选择会变得太个人化。因为我爸原来看的时候说他觉得这个片子是象征他们两个，这是他的观感。这个可能是我所希望的。

所以我很感动。他说我能在屏幕上看见我上屏幕，得感谢我的小儿子。所以这个我很感动，他的人生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他可能看到一种最初的愿望，就是我把这部作品献给他们，当然也献给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和喜欢、关注这些生活的朋友。但是这些感觉是慢慢扩大的，最开始的冲动就是献给他们，所以肯定是以他们为主线去建立。

导 筒：

父亲到底会多少种乐器？

陆庆屹：

和他以前在学校的乐团有关，影片里面出现了四五种，他会小提琴、二胡、板胡、京胡、三弦、萧、笛子、手风琴共8种。

导演父亲曾参加过校园乐团

以前吹过长号、小号、圆号，包括笛子还分好几种，小短笛、长笛，有一种特别巨大的大概两米长，那是一种非常低沉的乐器，但是它跟萧的音质不一样，比萧的声音可能还更脆。加上一种脚踏的风琴，我数过去大概有20种。

我爸是个学霸，他有很强的学习欲望。有一次我带了一个独轮车回去，我练了很久没练好，我爸那会儿都79岁了，他想去试一下，被我妈给喝止了，说那么大岁数摔着了怎么办，那个东西那么危险。我爸就看着那个东西眼睛很馋，因为他有一种好奇心，什么都想玩。

上大学的时候还踢球，发现他爱好太广了，他和我一样都是曼联球迷。他和我谈到人生的时候，他老是说老的时候不能自己玩了，那该怎么办。（笑）

导 筒：

父母对于唱歌非常有研究，能不能多聊一些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

陆庆屹：

他们两个是真的热爱音乐。而且我也热爱音乐。因为他们唱歌特别沉醉，特别忘我，我们家人都这样。我哥是搞音乐的，跟这一点也有关系。你们不觉得唱歌的时候很舒服吗？包括听音乐，你当成背景音乐听我觉得没什么，也无所谓那种。但你专职去听音乐就是听那个音色，我觉得特别享受。

我爸是随时也哼唱的，吹口哨之类的。我妈就挺逗的，比如说她拿起一把勺子，想起一首山歌来，然后她就唱。跟她有关系的东西包括生活经验，她随时都能唱。我们写文字的可能是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生活经验，搞音乐的是通过声音传达自己的情感。我妈可能是用山歌表达她的生活经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需求。我妈是当地歌王，在这个圈子我妈是超级明星。如果说阅片量，她看的戏曲太多了，她经常会不由自主的模仿。

有个片段我剪掉了，她看到电视里的跟着唱，接下来的片段是她在那跟着里面学着跳，她看过，她还说这个还不好学，她随时在吸收这些东西。我爸喜欢现代歌曲，我妈喜欢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所有的戏例如中央戏曲频道，我们有时候挺烦的，咿呀呀的（笑）。

我们有一次尝试了一下虽然知道肯定没有用，把电视换到了中央5体育频道，那也是我们唯一一次，然后我妈特别有意思的说：你还想不想要家庭和睦了？她那种回答很出乎意料。她经常会这样，你看她的说话我觉得可能跟山歌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对歌的时候是有技巧的，你得盘算着怎么去打击对方。她不会去直接攻击你，她就贬你。

我问过她，因为这些歌是口口相传的没有记录的，出现越来越少，也有厉害的歌友自己也会编词，但这种比例太少了，我问过她大约会多少。她说对歌唱个十来天不重样没有问题。后来我前几年想收集这个，因为那些歌词好多歌词在那种语境下特别美，可惜的是现在唱歌的人越来越少。我就问她你能记起来的全给我写下，然后她也做，写了厚厚的一本。

还能保留一些，歌太多了，跟我爸敬酒那个是敬酒歌，还有灌酒歌，敬酒歌是客套的，这是灌酒已经是下一个阶段。送亲歌、迎亲歌、筷子歌、以歌打歌这些种类很多。现在也没有很多人唱这个歌了，因为需要花时间去琢磨，现在的人需要琢磨挣钱弄房子，没那个时间，我觉得压力大也不方便。生活方式对于文化的追求影响太大了。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现在不都听嘻哈嘛，我想可能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导 筒：

平时爸爸妈妈会吵架吗？会因为什么样的问题吵架？

陆庆屹：

这么多年他们只吵过一次。那次我爸在专注于一个事情，我妈让我爸去洗菜。然后我爸就说哎你别说了。就这样，这是他们吵架最狠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以前我跟我妈关系非常微妙，我们俩的脾气都很爆，一点就着那种。有一次我爸半夜跟我说，无论怎么样，你妈错了她也是对的。我就不太理解这个意思，他说首先她的出发点不会错，她的方式错了先缓一缓，其实也无所谓。我妈的脾气和我的脾气很像，就是生气不会超过3秒，很难生起气来，可能是受我爸影响。

导 筒：

当你经历了四年的拍摄，当它形成一个作品之后，你再回顾自己四年当中的经历或者说整个阶段你会怎么总结？因为家里的事情也有很多种情绪在更替，带给了你怎么样的思考？

陆庆屹：

我自己总结可以看我在豆瓣发的一条广播，挺感慨的，我后来也想了一下为什么叫四个春天，因为那个时候就要剪它了但是名字还没定。看到父母的衰老程度真的是有点担心，希望尽早能让他们看到，这个成功做到了也是象征了我愿望达成了。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能和许多朋友有更紧密的联系。因为他们都很关心我，形成了共同创作的情况，他们会给我一些意见，通过这些意见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到更多的人、更多的面貌。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另一个状态，是日常聚会里面不会表露的深层次的思索。再比如去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人跟你一同去思索，你会收获更深厚的情谊或者说更丰富的人生概念。

我觉得特别幸运的是从豆瓣认识了许多朋友，我从来没有在豆瓣上说过我在干什么，我每天剪十个多小时，除了剪片就是吃饭睡觉没有其他的时间。在剪辑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我起床以后可能先拍点花草，但是中间有半年时间我就需要远离网络，半年没有上网，看我都没看。

那段时间进展的非常迅速，上网这东西确实来说挺分神的。这段时间里这个片子让我发现了我的才能。因为我的家庭成员喜欢表达，有比较艺术化的一个家庭习惯。我心里有很多东西想表达的东西，像是说画画这种东西我肯定做不好，但是电影却是可以让我做到并且做好表达的一种东西。

对于电影里需要的一些元素，我基本上都有一些涉猎。我认为我自己对电影的一些感悟，不管镜头的运动还是色彩、光线包括音乐，集中你所知的东西，只要你融合地去看，就会有一个好的表达。

总结来说就是我发现了我已经换了一个工作行当了，跨度还是挺大的，其实我一直在寻找一些表达方式，挣钱也算是一种吧，当然我不是一个挣钱的好手（笑）。电影可能就是我通过生命找到的，我这一生最好的表达途径。

导 筒：

你希望观众从中能得到什么？

陆庆屹：

每个人的观感不同，我不希望去对观众的评价做判断。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只要有一个人受到这个片子的感染，拿起手机、摄像机多拍自己的家人，多拍自己身边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这是我非常真切的一个愿望。

在第一次试映之后，有一个女生写了一个短的评论，看我的片子想春节回家的时候多拍下自己的家人，我深感鼓舞，非常非常开心，我也希望她多拍一点。不一样，你回忆里的想象没有这些影像素材那么真实的呈现，希望有更多人去关注生活，去记录一些，我觉得越关注越开心。

我希望能感染，因为每个家庭的构造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对同样的东西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面，我有什么好希望的。看就行了，这个我不希望提前说太多。

导 筒：

推荐一些对你的创作、生活有益的电影。

陆庆屹：

安哲的《永恒和一日》。那个片子太厉害了，我只能是赞叹。他以前的《雾中风景》我也非常的喜欢。我没法比较，但是一定让我选，我推荐《永恒和一日》，因为《雾中风景》稍微沉重一点。

再有就是匈牙利导演杨索的《红军与白军》，还有杨德昌的作品我也很喜欢，我最近的感受是大家总是说他的把控能力多是在文本上的感觉，就是说很沉静、很客观。实际上他对镜头的掌控能力和技巧特别好，只是他隐藏的特别好。

侯孝贤我最喜欢的是《风柜来的人》，《悲情城市》和《童年往事》我也很喜欢。我觉得华语电影中有杨德昌和侯孝贤挺幸运的。

对于我来说最黄金的电影时期可能是七十八十年代，欧洲的片子我最喜欢的是《四百击》。布列松的《扒手》我影像也很深，我不是那么喜欢这个片子，不过喜欢它的拍法。还有《偷自行车的人》也极其打动我。所以欧洲就推荐《四百击》和《偷自行车的人》。

我还特别喜欢小津和成濑巳喜男，这两个人我特别喜欢，但是喜欢的程度会变，有段时间更喜欢小津但是觉得成濑可能更高级。小津我最喜欢《东京物语》，在我的个人前十里面肯定有《四百击》、《东京物语》和黑泽明的《七武士》。成濑的《情迷意乱》我连看了3遍。对于日本来说是不伦，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你会觉得社会给人的束缚太不人性了，我觉得情感应该是第一位的。

小津我还有个特别喜欢的，叫做《浮草》，小津的我基本都挺喜欢的。成濑的我看的少，比如说《女人步上楼梯时》，好像也就看过几部，不过我都挺很喜欢。我喜欢的风格大概就这样，我不爱看大片，虽然说我也看，但是会犯困，大家都说节奏快，但是我觉得节奏单一了一点，都是那种哒哒哒，跟早期的朋克音乐挺像的，有时候跟压路机、冲击钻一样有时候会犯困。有时候也有好看的、刺激的。我看那个《头号玩家》开头的那段追逐戏太刺激了，我带着那个3D眼镜躲来躲去，被我朋友喊土，我那个朋友还打了我一下，挺逗的。

以前的港片也挺不错，中国大陆的片子我推荐《城南旧事》，技术可能有些漏洞穿帮。这些东西会让我跳戏。后来我又重看了好几遍，我觉得里面表现出来的中国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内敛。

吴贻弓《城南旧事》

导 筒：

电影史上大部分片子还是以家庭为主，它是更容易打动所有观众的母题，而且能够超越时间的。

陆庆屹：

真的是这样，因为伦理不管换到什么样的状态生存，爱恨情仇这些东西也还是那样，它是以人为主的。

导 筒：

中国人在伦理关系中，父母与下一代的代际关系超越了夫妻关系，这个和欧美很不一样。之前我们专访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

延伸阅读：导筒x杨明明：女性，守住自己的领地

他们会觉得孩子终有一天离开你，他会有自己生活，但是夫妻一直走到最后的。在这个片子里面爸爸妈妈做到了，这个在当下中国的生活里能做到的很少。

陆庆屹：

我爸妈的开明不只是在这一方面。首先来说他们给我充足的选择权，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让我去做，在这个其中给我参考，尊重我的选择，从来没有阻止过我。除了小的时候要变坏那不行，除了这种之外所有的选择都是全部给予。

我外公的往事给我妈带来一种自由思想。包括我妈妈的那辈舅舅、姨也都是自己选择，我外公只有支持，然后帮忙想想怎么去做的更好，没有阻止过你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我爸我妈肯定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我觉得比较幸运的点。

导 筒：

父母和哥哥对这个片子怎么看？

陆庆屹：

之前春节的时候我跟我妈说过，看一下剪完的片子，我妈说好啊，那时候正好在吃饭，我说吃完饭再看，然后吃完饭出来就忘了。这个事情就忘了一年（笑），他们也没太当一回事。

导演父母准备过年饭菜

去年我去接他们的时候，我说接你们来北京看电影。他们问看什么电影，我说看你们的电影。我妈就挺激动，有点不知所措。看完了我妈挺悲伤的，我本来没想让大家知道他们在观众席里面，但我的朋友说漏嘴了，负责人就让爸爸妈妈说两句。

我爸说看见自己在屏幕上今天得感谢我的小儿子，然后他看旁边有很多人，他有点不好意思，后来也没多说。我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哥是一直不太敢看我的片子，他也不知道我会剪成什么样。我剪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让他看一眼，他也没有要求看。后来剪完后他看了，他说他抽了几个烟，这对于他来说是很大的情绪宣泄。

导 筒：

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花了很大的精力，从配乐、剪辑、声音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赵珣：

导演的哥哥所学的专业是音乐，所以《四个春天》的配乐和片尾的音乐都是哥哥来编曲和演奏完成的。因为一开始这个片子只是家庭录像，要上院线的话需要做很多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再处理。所以这个片子进入到后期过程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开始帮这个片子，不管是专业的剪辑还是专业的录音师。特别高兴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王红卫老师作为这个片子的艺术顾问，也参与到这个片子的后期制作里来。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

我们现在的剪辑师是周肖林。今年也是张艺谋《影》的主剪，而且这个剪辑师这次我感动的一点是她没有炫技，她没有在里面去炫她的技巧，她是跟着饭叔的气脉在往下走。

周肖林

她做了很仔细的文案工作，她认认真真做了笔记，后来这个笔记也发给了我们。只要我们把删除的部分和颠倒的部分再调整一下，她那个文案工作已经到了可以直接拿来给我们做影片简介的地步了。她非常用心，不是说她直接上时间线就开始码字，她是在纸面上仔仔细细的完成考量和预案的工作。

我很欣赏剪辑团队，而且她还带着两个助理，更多跟我接触的是一个小男生，叫郜子瑜，最可贵的是他们没有把商业片的逻辑带进来。没有说我们剪了这么多片子我们是有经验的。他们是跟着导演的情绪和逻辑在走，这一点很难得。

郜子瑜

声音这一块因为导演之前就是拿相机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做到影院的5.1声道很艰难。我们现在整个同期修音的工作修了两个多月。差不多就两位，一天一天的埋头在那一条一条的修。

陆庆屹：

因为这点我真的是想拥抱下她。因为经常半夜给我发消息问，问的细到什么程度，是哪个片段里面当时状况是怎么样，问当时状况下人物的方位。然后你就想那个时间点已经两点钟，问题是第二天他还有别的工作，很负责。

赵珣：

这次制作很神奇，在制作上帮助这个片子的热心朋友真的很多。本来我只是想让王红卫老师给我看一眼，但最后王老师很认真的回复我，并且给了很多创作上的指导。

我想说我们的制录音总监孙艾琳，电影学院录音系刚毕业。这个行业一定是拼资历的，所以她现在署名的作品是《妖猫传》、《无问西东》，但是没有上到声音总监，都是负责声音的技术。

孙艾琳

后来在技术上我们碰到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次大家都吓了一跳，按说尼康相机是29.97帧（fps），不是30帧也不是25帧，然后我们要降到24的话，片子里的动作会跳帧、声音会变调。

我们围着北京跑了4个实验室。那一次真的急了，技术上怕过不去。先是到电影学院，希望导演系帮我们联系技术组。之后我们直接到了现在的后期公司再试。其实在我们自己剪辑的时候就已经试过两回都不行，直到后期公司用一个古老的方式解决了。

技术上面最后的解决方式是我们本来已经打算29帧强压24帧，然后强压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再单帧的换，声音肯定会变高，我们再数字降调。然后声音这边当时艾琳就不行了，已经准备硬着来了，而且我们都没有看到，艾琳直接把这个问题甩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的校友群，这里面大概100个录音师。100个录音师那天晚上就在讨论这个项目到底该怎么做，没有预料过这个难度。

突然有一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知道29.97帧转24帧我知道了，突然有四个录音师就评论原来是你的事。结果全都在群里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后来用了一个很古老的方式，相当于胶片时代的转录方式。原理是用一个高清的放映机无损的放，同时用一个24帧的录机无损的录，用一个最质朴的方式给转过来了。

这个对视频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无损。当时我们已经准备去测量调和调之间的区别，因为录音工作很让人着急，并且说25帧转24帧的变调都很难接受，你们29.97帧转24帧还能听吗？我说那我也得做，最开始聊过做2.0还是5.1声道，后来就非常坚定我们是为了院线，一定要做5.1声道。

陆庆屹：

那一天我也在，我们去的时候，当她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她松了一口气。我当时没概念，觉得不就一个声音嘛。后来剪出技术细节的时候，我开始冒汗。

赵珣：

那天我们一个剪辑师带着素材去导演系，然后我们从时间线出，从素材出。然后我又赶过去，用各种方式试都试不过去。一种一种方式试，那天用穷举法穷举下来以后就说，不修了，你们那个声音变调了。把所有的剪辑软件都试过了都不行。还来还是夏总的主意，后期公司这边这次真的很用心。

陆庆屹：

实际上后期公司跟你自己弄完，然后像我爸那那样去剪辑是区别很大的。我没想到一部片子从开始到上院线中间有一万件事情，让我很感触。但是从我的角色讲，以为修修声音就得了。后来康总给我讲技术问题，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只是觉得他特别紧张。后来去后期公司的时候吓我一跳。

赵珣：

我觉得寻找解决问题这件事上很好玩，没有觉得很难受。那天所有的技术人员集体到场说我们准备各部门联合开会解决这个问题。

导 筒：

医生的话来说叫会诊。

陆庆屹：

对。然后艾琳还很兴奋，她没想到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说实话我还挺淡定的，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他们给我解释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才开始冒着汗去听，我又担心它需要重新录。

赵珣：

说实在的我们挺开心。因为你平时做任何其他的任何项目都不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任何一个在电影学院的环境下摸爬滚打后他一定是摄24帧的。一定是在同期的时候把声音的问题考虑进去。但这次是所有人的一次挑战。有人挑战后，大家的兴奋度是会提升的，大家都抱着有问题一定要当天解决的态度。

陆庆屹：

艾琳跟我说你放心肯定能解决，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因为开始我们以为是为了解决技术的问题然后最后发现问题好像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困难。解决问题的同时激发了我们创作时的兴奋度，这个挺逗的。

赵珣：

现在所有前后期制作团队，包括合作公司都跟我们说，不着急拿钱。虽然说最开始给他们打了招呼，剪辑的时候给他们发了生活费，只是按生活费的方式解决他们在北京生活的问题。然后大家的反馈是对于院线电影来说这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没有人有异议。

导 筒：

后面有打算去哪些电影节？如果走向院线的话，想去怎样推广《四个春天》呢？

赵珣：

正在一个一个申报。电影节这个东西可能还是看运气的事情。所有的电影节，聊到纪录片的时候它也会聊到社会议题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发现大家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这个社会议题一点都没有也不对，但是我们的社会议题是藏的比较深的。所有关注社会议题的东西，它尤其在纪录片单元，它会先出来，所以我们的片子面对电影节的竞争力可能不是那么强大。

我觉得面对普通观众的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个片子有一个片子的受众面。我不把参加电影节当作最终成果，因为这个也是我的小公司投的第一个片。本来是想自己有空干自己的事，结果这个片是半成品。很多小公司一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会先跑自己的电影节，有了电影节后面就好做事。我们真的没想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心态平和一点会更开心。

我和导演更想做的是和国内观众见面，尤其是全年龄段观众。我希望我们的父母都能过来看。因为大家都明白，我们的电影院受众很难覆盖到他们。我们现在在想怎么让儿女带父母，甚至能不能推出各种异地购票的方式、送爸爸妈妈电影票的方式，让爸爸妈妈进入电影院。后面我们会不断的推各种新的购票方式。比如说我买二送一，然后可以异地送。我们希望能以异地但是能尽量同时进场的方式让子女带着父母走进电影院，虽然现在只是在遐想的阶段。

我的确想的是让他们看，你说这部分观众跟电影节有什么关系。普通民众跟电影节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当然我们能走几个电影节就走几个电影节，我个人还是希望观众看到这各片子，尤其是对电影节毫无关注的人。

聊个题外话，这个片子我修的时候拿回家放给我爸我妈看，我爸看完特别生气。问我这个电影你卖的出去吗？我说我是专业的我说能卖的出去就卖的出去。他哼了我一下，我说你哼啥。你们知道老夫妻爱折腾。我一语不发我把我U盘抽了就回屋。

从这以后从春节到现在，六七个月了，我爸妈他们组了一个12人的团队，绕着全国旅行，已经折腾了4趟。而且我爸在开始做组织工作。我太知道他被这个片子影响了，我非常知道，他自己不认账。他会出门了，他以前在家就知道拿着个平板打斗地主，已经到了现在天天想和我妈一起出门的地步，我太知道是为什么了。

现在对于我来说后期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怎样告诉我父母这个年龄层的人你是可以去看这个片子。我后面的重心就在这，电影节对我来说就相比较起来没那么重。

陆庆屹：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狠下心来就去做。但是说当时也没觉得是多么大的困难，反正遇见问题就去解决，就这样。这可能是这一代老人传承下来的品质。

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比我们遇到的多得多，真正的困难，生存的困难。包括他们去解决问题后得到的经验，这一代人是比较坚强的，他们的这些品质可能对我有些影响。

朴素的诗

——关于《四个春天》

2012年的时候，豆瓣ＩＤ叫“起床，吃饭”的陆庆屹（好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叫他饭叔，饭兄，乱叫）写了篇豆瓣日志，题目叫《我妈》，我去查了下，时至今日有900多个推荐，称得上是豆瓣爆款。2013年他又写了篇《我爸》，更惊人，有6000多推荐。这两篇文章的好，不光因为写得好，更主要是因为两个主人公的人格魅力。之前饭叔当过足球运动员，做过生意，当过摄影师，但从2013年前，他开始做一件事，是拍关于家人的一个纪录片，从2013到2016,他拍了四年，主要是春节回家时拍，所以这个片子，就叫《四个春天》。

这个电影2017年在北京尤伦斯中心首映，然后上影节期间在上海放过一次，看过的观众大概有三四百人，我又查了下这个片子的豆瓣评分，有230人评分，分数是9.2。在我所有的导演朋友拍的电影里，这个电影的分数竟然是最高的。——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个非常个人的作品，自己摄影，自己剪辑，技术都是边学边做。但他有一种什么都不担忧，什么都充满信心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如果你看过《四个春天》的话，一眼就能看出这来自于他的父亲母亲。艺术的天赋，乐观的态度，劳作的习惯，感情的丰沛——这些东西混融着落在生活中，形成了一种诗意，他们的生活，不是对诗意的追求，而是诗意本身。

第一个春天里，我们进入了一个贵州小城。就像所有的四五线小城，水泥马路，两三层的立面贴着瓷砖的楼房，是一种粗劣临摩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实在谈不上什么审美可言。从一个甬道进入陆家，是一个四方天井，天井中间有个水井，绕着水井还做了一圈水池，并在池沿上砌出八卦的符号——这是个素人建筑师的奇思妙想，然后水池里还养了鱼。家里相当杂乱无章，因为总有大量的舍不得丢了的东西，而且也并没有什么收纳的意图。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上一代人自建的县城的房子，能建起房子已经是一个竭尽全力的胜利，而家居里处处有着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的痕迹。

但就在这么个最普通的家里，饭叔的爸爸妈妈实在是两个很不普通的人。

他们做香肠、采蕨菜、做小鞋子……忙碌各种事情，但“劳作”对他们来说，不是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之的“工作”，而是充满乐趣与成就感的。正像这座小城四周还环绕着农田，遍布着山林，他们的“劳作”也是从农业社会中脱胎而来的，带着自然的节律。他们山行的路上，有松涛的声音，有茅草的气味，有两个人忽然唱起来的歌声。他们天真快乐，两个人都还有点孩子一样的神气，一点也没有被“时代”与“社会”摧折，这让人看着几乎觉得是这个奇迹。而他们对生活有一种不以为意的付出，有毫无抱怨的知足，并且相互之间的爱，是真正生活与灵魂的伴侣。

这种生活，是任何一个观众看了都会被打动的吧？不止是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父母家乡，勾起了亲情的思绪，而是一个非常高的、非常美好的境界，让人向往。

在最普通的生活情境里，为什么有这样奇迹般的生活呢？就像是某种柏拉图的“生活”的最高理念的化身，而没有任何污损的、俗气的东西。这不是因为导演作为一个儿子的隐恶扬善，选择性的拍摄，这种生活是真实的还是矫饰的，每个人都能判断得出，就像真花与塑料花一样。他们的生活中总有音乐缭绕，爸爸会各种乐器，妈妈随时地，随口地就要唱起歌——他们都有艺术的天赋。

与艺术的天赋伴随的，还有爸爸身上的无声的道德（这道德是像康德说的的“头顶的星空，内心的道德律”，是个人内在的对善的追求与维护），是妈妈身上的丰沛的地母般的生命力。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相当完美的结构，这结构不是他们自觉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艰苦与勤奋的生活中自然形成的。

他们既无企图、也无条件，把他们的艺术的天赋用于创作，这天赋很大一部分并未得到开发与发展，甚至可以说可惜了，但是这艺术的天赋，被他们挥洒在生活里，就像露珠在草叶上一样，依然熠熠生辉。他们的艺术的天赋，也不是突发与偶然的现象，我们看到来往的亲戚们，也张口就能唱起“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这是这一方风土的滋养，是自然造化出灵气。艺术的天赋给平常的生活打了光，当爸爸夜里在楼顶拉起小提琴时，流泄出来的旋律，让人觉得生活可以是有超越性的，人，也可以是有超越性的。

但《四个春天》的重点倒也不在于我领会或读解的这些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也不是两个人真如天作之合般的爱情，这个电影从第二个春天开始，就进入了姐姐的病与死，也进入了父母的老去。

亲情有多么深重，生老病死就有多么惨痛。如果说电影在第一部分几乎给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在之后的两个部分里，这个世界在坍塌之中，然而也并不因为外在的因素，这个世界的美与好如此内敛，自给自足，它只是因为最无可奈何的时间，而只能是束手无策地看着亲人的离去，以及担忧着“如果走了一个，另一个怎么办？”失去与孤独永远徘徊在人心之上，生而为人，幸福就像天井上空的那一方蓝天，它是有限的，而有一个无限的虚空，在这个有限的幸福之外。

父母在女儿的坟前种菜，种树，把这些整饬得像个生机勃勃的小花园，人生如此有限，必然来临的终将来临。而此时此刻，依然在父母身上没有灰暗的“丧”，他们写毛笔字，养蜜蜂，学怎么用手机微信，因为一个笑语两人笑得前仰后合。妈妈在电影结尾时唱了一首歌：

“在我心灵深处

开着一朵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有什么能留着久一点吗？爸爸在九十年代时，就用小摄影机拍视频来留下那些上山砍柴、收苞谷、去拉垄沟洗衣服这些美好时光（拍得真好，音乐也配得好），而《四个春天》是一次更有结构感和整体感的记录。也许能对抗时间的，还是唯有艺术。

最近在跟几个朋友筹划一起做个聊天节目，说到第一期节目要不要聊过年回家的那些事儿，朋友说行，那我们可以聊聊饭叔的《四个春天》，瞬间想起今天正好是《四个春天》的首映，查了一下场次，刚好四十分钟后有一场，毫不犹豫抓起衣服出门奔电影院去了。

影片缓缓开场，影厅里很安静，人不多，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我会哭得那么厉害，真的，尽管我预备了纸巾。我原以为只需轻轻擦擦眼角就够了，却发现哭得根本收不住，人生第一次在电影院里想扯开嗓子哭，为免被工作人员叉出去，我只能生忍着。走的时候是用围巾兜着脸落荒而逃的，真的很不好意思。直到回了家以后，眼泪仍旧一波一波地浮上来。我不知道是自己最近太易感，还是因为那些场景熟悉到太容易代入了。

群山怀抱的僻处西南的小县城，萧索的街道，朱红的门漆，贴着磁砖的小楼，这些都跟我的家乡如出一辙，方言也是相通的，就连烘腊肉腊肠的铁桶都是一样的。然而，我在老家很少见到像陆爸、陆妈这样会生活的人。他们打开了所有感知美好的触角，在抚触和关爱着这个奇妙的世界，物侯、人情、吃食，一草一木，窗外好看的婆娑的树影，夜空中绚烂的烟花，山上摇曳的蕨菜，万事万物总关情。在他们的眼里，一切的物种都有通感，所以他们关心天气冷了蜜蜂要挨冻了，赞美棒棒的花椒树结的果竟然能摘一整天，为去年的燕子今年又飞回来而狂喜，为腊肉腊肠闪耀着宝石般漂亮的光芒而自豪。

影片呈现了无数个他们生活的细节，毛毛糙糙的，大大咧咧的，每一个毛孔都满溢着甜美的爱意，每一举手，一投足，都是自在如意。他们在家里唱歌，舞蹈，喝着小酒，聊着几十年前的往事，出门去玩耍，用全部的热情在歌唱、赞美着生活。即使有一点不那么如意的事情，也能被他们的乐观化为美事。比如登山途中陆爸的鞋底开了，他竟然用茅草把整只脚和鞋子绑起来，简直天才！二老虽然已两鬓灰白，却仍然纯真烂漫如少艾，很多帧画面都让人想起古老《诗经》中的句子，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一样的三餐四季，竟被他们过出了一种桃源人家的感觉，如同一个美梦，让人只想一头钻进去不再醒来。

若说这一家人有什么超人的天赋，也就是音乐了。陆爸特别爱家，惜福，抽烟喝酒打牌等爱好一应皆无，就好在家里摆弄各种乐器，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全能艺人，陆妈是能唱上几天不重样的山歌女王，陆家哥哥是做音乐的，陆家姐姐也有一把好嗓子，高兴起来随着歌声扭两下，身姿也是美美的，就连94岁的病倒在床的二伯，还要挣扎着唱歌。这一家子都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人无艺术身子轻，不会娱乐是蠢材”的格言。他们生活的节奏就是合着音乐的拍子，片中最经典的镜头是老两口各在一个房间待着，陆爸对着电脑在引吭高歌，陆妈则在隔壁的房间里踩缝纫机。缝纫机的节奏十分摇滚，陆妈专注的样子很像在弹奏，陆爸则像是站在有着万千观众的大舞台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们隔着一堵墙壁，看不见对方，身体与灵魂却在紧密地应合着，共奏着一曲琴瑟和鸣。

饭叔说他父母特别注重留存一家人的影像作为家族记忆，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热衷于留影纪念，陆爸更是早在97年就玩起了DV。看着他们坐在一起翻捡那些老照片，我的心里特别羡慕。因为父母感情不和以及四口人长年分居各地，我家没有一张全家福，我和弟弟也没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我有一次在文章里提到成年以后平均三四年才会回家过一个年，有读者很震惊地评论说“那还叫家吗”，我只能心酸一笑，无言以对。

陆爸在叩拜祖宗的时候，陆妈在旁边开玩笑说让祖先“保佑陆运坤（陆爸的名字）快长高长大”。其实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的父亲脾气很坏，这样的玩笑要是发生在我家，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家暴。当我回味过来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家人们，我的长辈们，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像陆爸、陆妈那样在爱与尊重中生活过。我很难过，为他们，也为自己。生活本不该如此的。

天时有四季，人生也不可能总是春天，那么爱惜家人的老两口，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饭叔回避了姐姐离世时的情景，画面直接从病房跳到葬礼，葬礼期间的陆爸和陆妈在镜头前都没有流泪，包括姐姐的棺木抬走的时候，直到逝者入土为安，遗照迎回家中的时候，陆爸才像个孩子一样大哭起来。我大概理解他们。前几天我得知表妹去世，打电话回家慰问姨父。我这边一开口就已经泣不成声，姨父却无悲声，只是叹息，只是叹息。他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FY啊，我想不通呢，我八岁丧母，才五十五岁又要丧女？”仿佛面对这个突然空投而至的灾难懵然不知应对，要过一阵子才能咽下这个噩耗，难以想象等他的悲伤的闸门被启开时该有多么难过，而且是浸透余生的漫长的难过。

陆爸和陆妈在姐姐走后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再唱歌，并且在心照不宣地考虑着自己的身后事，一度心绪低落，可是最后还是走出来了。饭叔说他爸妈以前下放到条件特别艰苦的地方，别的人都在苦恼抱怨的时候，老两口二话不说就动手建设家园了。他们的屋后是巨大的石山，陆爸每天抡个大锤去打石头，生生把巨石夷平，二老再去挑回塘泥来铺上，开始种菜，后来又挑厚土来，开始种树，几年后屋后就瓜果飘香、菜蔬满园，葡萄爬满山野，足供全校的老师来吃。

姐姐的离世就像那座巨大的冰冷的石山，已经年老的他们依旧没有气馁，一点点地将它啃下，以近乎蛮横的坚强将它化为沃土，使之重焕生机。他们把姐姐的墓地周边开垦成为菜地，播种、除草、浇水，叽叽喳喳地给姐姐讲新鲜事，抚去墓碑上的落叶与新雪。影片最末，他们终于在姐姐的墓前再度唱起歌跳起舞来。那个隆起的土包不再是伤口，它像旁边的菜地一样，像山间的草木一样，像天天走惯的路一样，成了他们生活中平实可触的一部分。看到这里我特别希望姨父也能早日抹平丧女之痛，珍重自身。

回味片子的过程像喝了一口老酒，虽然身处寒冬，胸口却微微发烫，眼中不断滚下热泪。马上又是一个春天，芳草年年绿，也愿梁间燕子、巢中蜜蜂、离家的人儿岁岁能相见，愿歌声永远环绕那座小院。

因为片子冷门，所以排片率很低，不看的话很快就会下线了，一定要马上去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