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

看到今年高考语文作文题的时候，我笑了。后来一想，或许我早该习惯了吧，真是没见过世面。我们所反复强调的过去“伟大”历程不也总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么。即便是古代，那些为官做宰的优秀人士，往往他们表达出的对于朝廷强烈的爱也似乎总是超越于爱老婆之上的，这是一种传统。如此想来倒也平静了，且深切地感到这种题目是应该彼此“皆大欢喜”的。出题的，如此完美地完成了上级组织委派的任务。做题的，通过一点技术性的应试操作，争取一点分数换取个好的前途。批改的，这种可量化的批改模式打起分来还更省力，免得因为各自审美不同解读立意不同而对同一篇文章怎样定夺争辩得不可开交。在“改变命运”这桩大事面前，什么艺术性，思想性的愿景之类还真得先放一放，吃饭要紧。吃饭学用筷，上路学驾驶，考试学应试技巧，人生于世，为了生存谁还能避免一点技术性操作？不寒碜。一旦这技巧练得炉火纯青，出类拔萃了，还可以被冠之以“做题家”的名号，成了大家，岂不快哉。这样想着，于是我的精神如阿Q的一样，又一次大获全胜了。 还是那句话，写应试作文，就像戴着枷锁跳舞。即便是被绑缚着手脚，跳的舞成什么样子，还是大有讲究的。就拿我最近看的舞剧《努力餐》来说，虽则是明确的抗战类的红色主题，思想上无法作出一些更深的挖掘，但是此剧依旧可以打动人心，也获得了“荷花奖”，可以看出是被专业人士极高肯定的。在我看来，首先是舞蹈，场景，音乐，灯光，道具，服饰，情节编排之类的用心。如同作文的谋篇布局，语言功底，表达技巧等，是最外显的也是硬件设施，属于第一印象。其次，用典，联系古今中外。譬如此剧在黑夜中的打戏让我想到了京剧《三岔口》的名段，同时川剧变脸的加入也增添了一些传统文化气息。“努力餐”这个题目承袭了古诗《行行重行行》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一句，抗日战争中妻子与参与抗日救亡丈夫的生离死别，与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思妇与游子的乱离相思有其共通性，古今相续，回返联结，于是一下子有了纵深感。在文章里用些典故，便可以在内容上变得更加充实，丰富，看起来更为厚重，意在言外，拓宽了表现空间。再次，落到实处。《努力餐》以一家饭馆的经营为线索展开抗日救亡的宏大叙述，以小见大，化虚为实，以几个小人物的生死哀乐，离合聚散，折射出特定时代历史情境下一群人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感与价值取向，而不是喊口号式的，或是夸张式的空洞编排。同时，“民以食为天”，“吃饭”最关乎百姓民生，最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贴合。车老板办的《大聲》报上那句“为百姓加餐，努力努力。挽民族危亡，血战到底”的标题口号，既接地气，又鼓舞士气，是为点睛之笔。另外，还有细节的处理。譬如《努力餐》中打动我的细节，是在老板娘给难民施舍饭菜时，难民们破旧衣服上被大雨淋湿的斑斑点点与泥土的尘垢。是在离别的那一天，晨曦透过窗棂时绘就的一副光与影的斑驳图画，以及其中正在一步步离去的车老板的黑色长袍剪影。是老板娘梦见丈夫归来时喜悦又嗔怪地将洗脚水用脚撩起一点甩到其脸孔上的俏皮灵动可爱，以及在发现原来不过是一场梦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的怅然意绪……此外还有隐喻象征的运用之类……（太多了，再写下去要偏题了...） 想到最近刚看的电影《九零后》，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使我感慨。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西南联大的学子杨振宁和邓稼先常常登高远眺，一起吟诵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山河沦落，草木凋零，慷慨悲壮的语句，开阔雄浑的意境。无论是学文还是学理，不需要被要求，不需要表决心，彼时的学子腹中大多装着古人的经纶，心里装着浩大的河山。 比起“个人主义”，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更爱提“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强调个体为了更宏大的事物而牺牲奉献。在我看来，真正的集体精神，是在作为独立的个体自我充分觉醒的前提下的一种自觉。“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沈从文《湘行书简》）这是一种清醒的抉择，是对自我的升华，是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宽更广更厚重的努力。有着真正集体精神的人，绝不是富贵人家养的叭儿狗，没事嗷嗷地叫几声，夸耀着自己的忠诚能干，奋斗牺牲，讨个主人的欢心，借此来换一点，它们比普通人家的食物还多还丰盛的，狗粮。

西南联大，一种祝福

2021/5/25

五月二十号排完学院的合唱，我在川大江安校区没走，晚上看了电影《九零后》，是后劲很大的电影，后劲主要来自它的题材西南联大本身。电影本身的基本功是都达到了的，甚至感觉导演兼编剧很用功，学术考察摸底比《无问西东》好一百倍，讲历史的纪录片就该做到这些，所以我还是蛮有好感的。后来听说导演学过人类学，感到这种材料的扎实其源有自，因此替西南联大这个美好题材而高兴。

杨苡先生第一个出场，她拿出一个老式音乐盒之类的东西，放西南联大当年流行的英文老歌，镜头转到金黄的银杏树梢，转到美丽的校园秋天，转到黑白录像里敌人的飞机飞起来，转到飞机扔炸弹，影片开始，背景音乐一直是英文老歌在唱美好的一天。

可能是又多活了几岁，我对杨苡先生的家里的布置和她小小的女性情调感非常喜欢，柜子上是一生重要的人们的照片，有丈夫赵瑞蕻和孩子们，有巴金，有自己女学生时的相片作为老去时的凭证，这些东西都足以追忆逝水年华。然后片子开始讲南渡西迁的小长征，讲西南联大的房舍条件，讲先生们的课堂，讲跑警报，讲从军，讲那几个耀眼的物理学天才少年的友谊和师从。《九零后》这次终于把穆旦的诗用对地方了，之前那个纪录片电视剧《西南联大》讲穆旦创作就稍显尴尬。许渊冲和杨振宁隔空对吼，许说大一国文课是中国古今最好的国文课，又把我看笑了。导演剪裁好，其实许渊冲的原始版本大概是没这么可爱的。凡此种种，繁华足媚，杂芜相当，但那就像人类的记忆，有一个浑成的总观感，但说起话来总是把记忆拆成了琐碎的一块一块，补丁一样缀起来。当然，如果有一个史观，会连缀得有条理些。

可惜《九零后》不能有太放开说话的特立独行的史观，但这个天花板不一定是剧组的错。但是最终，因为历史是充满坑洼的晦暗道路，它只能拣出当下体面的东西讲讲，所以就讲pure，讲风骨，讲留学生纷纷回国报效好了。世上再无民国女神，世上再无闺秀士大夫，世上再无某某某……如此说话是很讨巧的，怀旧谁能反对，布尔乔亚精神生活之美的精髓，就是小小的浪漫怀念，当年的苦日子今天都回甘，若谁不高兴听这些，就未免有些不尽情。

我的西南联大白月光，如今也是布尔乔亚文化的一种资源了吗？呜呼，我忘记电影的叙事，我记得的只希望是片言只语的访旧谈话、回忆文章段落、美丽的联大风景，以及北方那片偶尔露脸的园子。我自己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更深一些，但不是更圆一些。当然也没必要讲圆，轮不到我写校史。但是我晚上、此刻写文章，觉得西南联大的美都是真的，是可信的，不是电影里民国清流的那种真实，而是一群刚毅坚卓活泼自由的严肃工作人，他们的信念和事功的真实。不用dramatic，因为已经平淡到成了绝色，如它自己不知道这点更好。

我的工作，也是学术工作。我的老师们教我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教了我以学术的方式生活和思考，给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把个人的渺小接通那些开阔的劳动和探索，对世界的一些关乎个人的难题寻觅一个答案。我觉得有意义，有营养，而西南联大的学术人做到了，甚至为了学术和真理真的受难，为了正义和自由真的牺牲。不是说知识分子都很干净，但总有高光的那些点点滴滴，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于人于己有价值，要把它做好的那些时刻。其他的，是命，那就尽人事而知天命吧。

人需要榜样，西南联大给学术工作一种血肉的丰沛，人是趋光的，你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追求，你是真的存在过，我怎能忽略这种存在而平庸地活。虽然生活是大片大片千奇百态的庸常，虽然我们要习惯这些庸常的消耗，可是该有理想。不是很难论证，一个西南联大的精神提炼了出来，所以怎么能忍受学术人没有一点理想？我想起我的老师说，大学里建立的理想总有一天会醒，可是哪怕理想醒了，也比从来没有理想要好。我见过西南联大，我知道现实和它的原则有参差，但我不后悔我见到了西南联大。这个电影让我又在联大的光彩里沉静了两个钟头，我感到很满足。

刚刚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即将迎来100岁生日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说的：“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

▲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先生。

他是云南大理人，青年时代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1942年毕业，1947年考入弗吉尼亚理工学院，1950年回国，后来成为中国空间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带头人。

▲年轻时的王希季。

然而，他青少年时期所在的那个时代，似乎并不适合培育出人杰，外忧内患，战乱频繁，是最为典型的乱世。

但是一个“乱”字，在现实中，可以有多种解释，多种结果。木心说张爱玲：“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乱，可以是通常意义上的乱，是兵荒马乱、心乱如麻的乱，乱，也可以是泥沙俱下、生机勃勃的乱，是身心激荡、觉醒振作的乱。

在《九零后》中出现的杨振宁、杨苡、巫宁坤、马识途、潘际銮、许渊冲、吴大昌、王希季、张道一、郑哲敏、刘缘子、胡邦定、王汉斌、叶铭汉、罗振诜、彭珮云来说，他们所遇到的，既是前一个乱世，也是后一种乱世。

让人觉醒的乱世。

▲杨振宁、杨苡、巫宁坤、马识途、许渊冲。

整部片子，从杨苡的旁白开始：“我的命不好，1919年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死了。”豆瓣上的宕桑旺波说：“这样一个开篇，当真是恰当到了巅毫、恳切到了骨髓。众所周知，1919年，正是近代中国走入现代社会的一道分水岭，过去的一切价值、道德、社会文化都遭到了最无情的批判、质疑和否定，旧秩序在土崩瓦解、新秩序青黄不接，对于文化人而言可不就是‘父亲死了’么？”他还说，西南联大成立的1938年，正是中国的至暗时刻。

▲杨苡家中摆放的照片。

在杨苡之后，巫宁坤、马识途、许渊冲相继讲起他们在那个至暗时刻的记忆，巫宁坤说起校园被炸毁时，哽咽不成声，停顿了很久之后，他说，一个唱女高音的女生，跳上台去，唱起了《松花江上》。

电影保留了他长久的哽咽，和长久的停顿。

醒来，必须醒来，在这种时刻昏睡，可悲且可耻。

这些生于1920年代前后的年轻人，相继醒来。

醒来，看到自己身处何世，醒来，看到自己是什么人，醒来，决定自己要去向何方，醒来，看到自己所在的这段时间，在大历史上处于什么位置。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决定南迁，并成立联合大学。教职工率先南下，学生们紧随其后，兵分几路去往南方，加入三所大学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

路程极其艰辛。比如杨苡从南开出发的那条线路，先要从天津到上海，然后从上海乘轮船到香港，从香港登陆，然后在内经过几番转之后，抵达长沙，还有一些学者，是从剑桥出发，穿越大半个地球，在无数次中转之后，才抵达长沙。

长沙，似乎是一片乱世中的乐土，还没有被战乱过度侵扰，本地人又有着世俗享乐的精神，物价便宜，生活便利，一块钱能让八个人吃一桌子菜，而且全都是大鱼大肉的硬菜，分量极足。

但长沙并不是旅途的终点。1938年2月，战争接近了长沙，他们再度南迁。一部分教师和全部女性，乘火车到香港，再乘船到越南，从越南登陆，转乘火车到昆明。另有244个男生和11位老师，却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去往昆明。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团部和辅导团全体成员昆明合影。

▲梅贻琦致欢迎词。

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单向空间联合出版的，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就是以这次徒步为起点，讲述了西南联大的往事。

▲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封面。

而在纪录片《九零后》中，这段旅途也得到了直观的展现，他们长途跋涉，既像是一次迁徙，也像一次远足，一次更深切的田野调查，有人在这次旅途中搜集了2000首民歌，有人在旅途中背单词，有人接触到南方大地的民风民俗，他们不断和开往前线的部队擦肩而过，也看到了红军长征留下的痕迹。

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次旅途，迅速变成古铜色。

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次南下，以及南下之后的学习生活，充分醒来。

▲旅行团在途中休息。

在《九零后》里，这些年过九十的老人，回顾了那段生活。他们曾经以为，大学无论如何也要比自己读过的中学好一点的，但没想到，这所学校，论硬件条件，还不如自己读过的中学。

匆促建起的校舍，砖木结合，泥土糊墙，一间宿舍要住四十个学生，上下铺之间，只有很窄的过道可以通过，“教室是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是糊的竹纸，一下雨就‘叮当叮当’地响。”

宿舍里满是臭虫，咬得人整夜无法入睡，王希季说，后来他慢慢习惯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杨苡说，他们会把臭虫捉起来，放在瓶子里，瓶子里的臭虫，还在自顾自地繁衍下仔。

饮食也极其清寒。闻一多曾经在自己的书信、随笔里，记下那段时间的吃穿用度。汪曾祺则写过他们“跑警报”的经历。

▲闻一多在途中写生。

电影《无问西东》里，也曾把这些细节纳入其中。

但这只是西南联大的一面，在西南联大的巨人们看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一面。

在另一面，他们努力学习，努力交流，在蓝天绿树中辩论，身心激荡，满怀信心。

▲《九零后》以插画的形式，还原了当时的一些场景。上图，汪曾祺画巫宁坤昆明雨天小酒馆；下图：周培源清晨滇池洗马。

三所大学，风格本有不同，各有偏重，甚至连着装风格也有差异，北大的大褂，清华的西装，南开的夹克，都在呈现他们精神上的面貌，然而在长沙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这三所风格不同的大学，因缘际会，在一起相处，不同的教育风格、不同的思维方式，混在一起，搅拌、激荡。

所有人在一起上课，文科生也听理工的课，理工学生也听文学课。他们回忆说，在那里，一个月学到的东西，比以前学校一学期学到的都要多。

▲联大的学生上课和下课。

“所有的国文教授，大学一年级都开两个礼拜的课，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许渊冲说，“我就说我的根在西南联大，根源是闻一多，钱锺书。”

所以，在鹿桥（吴讷孙）的小说《未央歌》里，西南联大近乎一个青春的仙境，所有的贫穷困苦、饥饿慌乱，似乎完全不存在，只有年轻人的激荡青春。

那令我们朝思暮想的八十年前的年轻人，是这种模样：“童孝贤永远是笑的”，“（伍宝笙）叫小羊偎在她胸前。叫小羊擦着她双颊。她从雪白的小羊背上望过去，远远望见叠叠青山，无论远近，山色浓淡，都清白如洗”，而蔺燕梅呢？她放寒假回了家，“爱说粗话的人又试着说粗话了，因为校园中没有蔺燕梅来听他。那些用功过分或过度疲劳有忧郁症的人便又愁眉丧脸了。因为没有蔺燕梅向他笑”。她竟这般美。

▲鹿桥的《未央歌》。

这场觉醒是有后果的，一群年轻人经历过这样的觉醒，这样的熔炼，肯定是有后果的。

“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王希季说。

他还说，尽管那时候是在战乱中，是中国人的至暗时刻，但他们却满怀信心，知道战事终将会结束，黑暗终将会过去，战事结束的时候，一个新世界会到来，这个世界会需要他们。

他们知道自己是火种，文明的火种，中国人的火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他们肩负双重重任，让自己存在下去，让文明存在下去，他们深知自己就是文明的成果，更是文明的载体。

就像科马克·麦卡锡在他的小说《路》中写的故事，核战争过后，人类濒临灭亡少数幸存者得靠活下去的本能活下去，生的内容简化为寻找食物、栖息地、避免被杀被吃。

但近乎不存在，不等于真的不存在了，《路》的主人公，那个孤单的父亲对孩子的那种爱，是神性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保持文明生活遗留下的习惯——想尽一切办法洗热水澡、刷牙，是神性的，反复反省自己“是不是好人”，是神性的，在吃人者逼近时将子弹上膛，追求死的尊严，也是神性的，那种日复一日的行走，是神性的。只待时间和地点吻合，这被压制的神性就会大规模地复苏。

当然，前提是，到那时，火种还没有完全消失，罐装食品还没被吃完。所幸的是，在父亲死后，孩子终于与另外一些持有火种的人汇合。

▲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

《九零后》中这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竟然有这样宏伟的历史观。后来的事，也果然如他们所料。

人一落地，就会睁开眼，但未必就会真正醒来，许多人都要经历漫长的心理上的昏睡期，心智是懵懂的，感受力处于混沌之中，反射弧长得令人忍无可忍，虽然一样行走江湖，但始终和周遭的一切有隔膜。有的人终生都不会醒来，有的人醒得很慢，而有的人，却会被一个机遇骤然惊醒，加速进入成长期。

而他们生活在一个既平静又动荡的年代，他们的父母，和他们自己，都在接受时代的颠簸。这种颠簸，必然又带来一种滋养，对痛感的敏锐，对大起大落的个人命运的观察。那个时代，无穷无尽的动荡，又造就另一种幻觉，那就是，大时代是和个人紧密相关的，政治是可以言说的，甚至是可以参与的。这又在他们身上锻就一种大格局，大历史观。

他们就此醒来。

一个时代就此醒来。

当事人——这群“九零后”（这里的“九零后”有双重含义，既指他们的年龄，也指他们在西南联大时代的青春，他们在1940年代，也正如九零后在我们这个年代）的讲述，和各种影音资料结合，并配合了色彩素净的动画，节奏紧凑，干净利落地，把一代人的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

▲1946年5月4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联大胜利结束。

只要讲出来，就已经是一段史诗。

担任配乐的，是台湾音乐人范宗沛，他写了几首新的主题，使用了他此前创作的《杨柳》作为主题曲，并使用了黄舒骏的《未央歌》作为插曲。这首歌是黄舒骏在大学里开始写歌的时候写下的，1988年，歌林唱片为22岁、正在念大三的黄舒骏推出首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收入了《未央歌》。

在《九零后》的结尾，他们挨个报出自己的学号，杨苡说：“我的学号是2214，我一辈子都记得。”

一辈子都记得。

▲杨苡女士回忆往事。

所以罗曼·罗兰的话是对的，有些人在二十五岁前就过完了一生，不同的是，有些人在二十五岁之后是持续的腐烂，而有些人却不断重生。

西南联大本就是重生之地，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有重生技能。

我们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我们和这些“九零后”同时代，可以完整地看到一代人的一生，了解到人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无悔，不幸的是，我们追上的，只是他们人生的末尾，也是那个群星璀璨时代的末尾。

我们竭尽全力，用回想我们的旧日时光时得出的那一点体验，去触摸他们“全盛时代的丽影”，竭尽全力地去想象，在六十年前，在西南联大，那个小小的桃源里，少年像少年般茁壮，少女如少女一样清丽，他们采花、戴花、读书、争论，他们嬉戏追逐，他们情深意笃，全部的精气神，都用在锻造自己的人格上，校园里浓荫匝地，树叶又绿又香。

▲《那时我们还年轻》，一首贯穿全片的老歌。

此情此情，永远难再。

我们的耳畔，却回响着黄舒骏的歌声：“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 ”。

永远的是什么，永远的是觉醒后的生命。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时代里追寻觉醒。

追寻觉醒后的生命。

觉醒后，生命宛如长河。

近十年来，随着历史档案文献的公布以及口述、回忆录的补充，国内兴起了一股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热潮。仅仅是刚刚过半的2021年，就有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讨论：《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的新书《重走》，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40集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正在高校点映；而纪录电影《九零后》从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国宝级西南联大学子的视角进行叙事，近日上映后又引发了观众热议。

为什么这些作家、学者、导演都在“重返”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的话题为何总能引起大众读者和普通观众的兴趣？为此，我们采访了《九零后》导演徐蓓，同时梳理了近年来西南联大的出版现象与影视创作，一同回顾和追忆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传奇年代。

西南联大的“出版热”

提起联大，校友们常常充满想念。联大校友、刚刚去世的思想家何兆武的《上学记》曾经影响好几代读者的精神生活。《上学记》中，何兆武如此评价自己的联大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也曾盛赞西南联大“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国文课”。

除了校友自己，在出版界，不同的历史作品曾从多个角度记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写作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西南联大史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由于既有留洋背景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多秉持着宽容而开放的思想与教育理念，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易社强对此深有共鸣，他抓住“自由”这条主线，通过细致的史料挖掘，立体勾勒了西南联大从西迁到1946年彻底完成历史使命的全景历史。在全书的第三部分，易社强专门用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介绍了西南联大各个学院的特色教育实践，为人们接近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国内学者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也是当下人们了解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相较于《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张曼菱更多利用了口述史材料，通过采访大量西南联大时期的包括校友在内的亲历者，在书写西南联大的治学理念、师生们的宏大理想主义情怀之外，也还原了记账、放炮、跑警报、刻蜡板等更多联大师生细致入微的生活日常。除此之外，2009年出版的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以西南联大史料为基础开展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

在宏观群像式的作品之外，近年来，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日记同样受到出版界的关注。民国一代的学人，留下的日记数量有限，而日记相对于一般史料侧重刻画大事件，尤能帮助读者窥见时人内心的思虑与情感，对于当代人真正了解过去的世界，获得对西南联大师生心境的“同情之理解”有极高的价值。如治明清史的著名历史学者郑天挺全程参与了西南联大自建校到停办的全过程，并从1940年起担任联大总务长。难能可贵的是，从1938年至1946年，他坚持记日记，这份珍贵的史料记录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整理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同年，中华书局也整理出版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西南联大校友、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也于去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另一类于近年出版的作品则聚焦于西南联大的课堂教学内容。作为今天人们谈起联大最常提起的一点，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实践不仅被视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同样也常常作为一种反思资源被当今学界用以反观自身。正如易社强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虽然总体上联大有一多半的学生出于报国等考虑选择了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但学生第一年必须接受打通专业壁垒的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依然赋予了学生足够的全面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2015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国文课》与2017年中译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英文课》都通过整理当年的教学内容，呈现了联大通识教育理念的精髓。

时过境迁，战火硝烟已然远去，如今的中国远离了战事，高等教育也走在不断规模化、建制化的道路上。不过，西南联大的精神却在当下依旧不断召唤着人们。为什么如今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各类作品记述和“重返”西南联大？学者谢泳曾于2010年撰文论述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当下的西南联大研究存在一种转向，过去的研究者常常将西南联大置于高等教育史的范围中研究，或是将其放置在更大的现代史的格局里去考察，例如联大与国民政府、民主党派等的关系。而如今关注西南联大的研究者则更关注“联大精神”，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当代关怀。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版。

走上银幕的西南联大

这种今昔呼应的现实关怀，显著地体现在最近三四年有关西南联大的影视、出版作品中。如2018年由青年导演李芳芳执导的电影《无问西东》采用了一个多线叙事的结构，通过1923、1938、1962和21世纪四个时空的虚构故事讲述了青年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传递”。追求真理的吴岭澜、壮志凌云的沈光耀、在坎坷命运中坚守初心与理想的陈鹏与王敏佳，和在挣扎中领悟敬畏生命的张果果，每一个时空中，主角们都在进退间最终选择了面对自己纯粹的本心。

电影《无问西东》剧照。

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则推出《重走》一书，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在书中杨潇谈到，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方式来写一本作品，并不仅仅是为了换一种方式记述西南联大的历史，同样也是为自己“寻路”。在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后”，他“迎来了存在主义的危机”，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写作，重新定位生活与思想的方向。而作为一部面向公共的作品，它同样也渗透着当代青年对生活意义的集体追问。

毕业于剑桥大学人类学系的青年导演徐蓓也阅读过杨潇的这部作品，与杨潇不同的是，她选择了用影像这种更加直观的媒介形式来书写西南联大的历史。2018年，徐蓓拍摄了五集《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直到坐在黑暗的环境中看过一次自己的片子在大银幕上放映后，徐蓓觉得这个题材的电影只有走进电影院，才能获得最好的放映效果。于是她开始了电影《九零后》的策划，将《西南联大》纪录片中的视角进一步聚焦到“校友”身上，用他们生动的讲述重现当时的光景。

徐蓓执导的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剧照。

对于西南联大的校友们来说，这是一次回溯母校记忆的好机会。在5月22日举行的观影会上，徐蓓提到，2019年离世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听说可以细致地谈谈有关母校的回忆，十分激动，凌晨起床整理思路。去年逝世的翻译家刘缘子甚至为了这次专访，专门化了精致的妆。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与徐蓓的对话中，她提到，西南联大不仅是这些校友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它同样不断成为我们当代人的记忆资源，每一代人重新书写联大历史的冲动背后，都是这一代人对各自面对的时代问题的思索。不过，徐蓓也认为，现代大学的处境相较于联大时期大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联大的成功是时代因素与天才汇聚综合作用的结果，闻一多、陈寅恪、吴大猷等大师们的指点，李政道、杨振宁、许渊冲们的才华加勤奋不可或缺，但抗战带来的时不我待的紧张感，逼迫师生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刻不容缓地前行，同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因素。

《九零后》剧照。巫宁坤（1920-2019），西南联大校友。

另一方面，尽管时代背景有所差异。西南联大自身开创的许多优良传统，仍然足以为我们当今反思大学和青年的处境提供可贵的借鉴。例如联大对学术、思想自由理念的坚决贯彻，这显著地体现在当年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中。打通文理界限、不拘学科分隔的做法十分普遍，社会学者陆远在《传承与断裂》一书中，就曾经详细讨论过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整合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尝试。这些尝试对于学科高度分化、专业化壁垒严重的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常常能提供有意义的警示。

在《九零后》的观影活动中，看到许渊冲调侃同学巫宁坤“外文不好，自己考99分，他只能考70分”这类情节，观众席常常会爆发出一阵笑声——尽管年过九旬，西南联大的校友们的心态却依然如当下的“90”后一样年轻。李芳芳的《无问西东》突出了“真实”的本心的力量，徐蓓则以“pure”（纯粹）一词概括了西南联大这一代学人的底色。忠于内心，永葆信仰，让他们拥有无惧时间的精神力量，永远保存着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情。新一代的青年不断“重返”西南联大，也是在召唤这种在当下遭遇动摇的理想主义精神。

对话徐蓓

徐蓓，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纪录片导演。作品包括：《九零后》、《大后方》、《西南联大》、《陈小梅进城》、《细细的小雨》、《进城》等。

新京报：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书写西南联大历史的作品，你觉得相对于文字作品，用影像形式呈现的西南联大有怎样的特点？

徐蓓：影像最大的优势毋庸置疑是它的直观。特别是我们的影片聚焦的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校友们的讲述和回忆非常个性化，影像能够呈现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感，这是文字可能没法记述的。我们的电影叫《九零后》，其实是一语双关，这些西南联大的校友们都是思想界各个领域的大师，他们年事已高，但依然保持着“九零后”一般的纯粹和激情，这也是镜头能够直观呈现的。我们组织放映了很多场，每一次观众都会反馈，会被许渊冲先生、杨苡先生他们的那种真性情打动。

同时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回到历史现场非常重要。电影当中有一个李政道、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的原版影像。我们其实很早就看到过他们获奖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但当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段原片，那种直接的冲击力依然还是无可代替的。

《九零后》剧照。杨振宁（1922-），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在拍摄《九零后》之前，你之前有两部作品和西南联大都有关系。最早的是《大后方》，后来有《西南联大》。这相当于是又一次和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打交道。三次打交道，你对西南联大的认知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蓓：这是一个不断具象化的过程。《大后方》更多是一个全景式的讲述，西南联大是整个片子叙述的一个部分。这可能和我们很多人最一开始接触西南联大的历史一样，是在一个大的抗战叙事的光谱下面去理解它。到了拍摄《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的时候，西南联大真正成为了影片的绝对主角，由于我需要从校友、教育、参军等各个侧面全景式地展现它，我第一次非常深入地阅读了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包括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北大清华南开之间的关系、云南这个地方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从一个宏观的视角立体地呈现联大。而到了《九零后》，我选择以校友为中心来拍摄，走近了校友更个体化的生命故事。所以影片中所有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都消失不见，开始完全从他们的视角来讲述。可以说我这个时候对联大的认知更加的微观和具体，也更加重视对联大校友之间人际网络的呈现，比如呈现李政道和朱光亚之间的关系、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的关系。

《九零后》剧照。马识途（1915-），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用纪录片去“记忆”历史常常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衡对历史的还原和导演个人思想的传达。尤其是像联大这样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也非常容易在历史书写中被浪漫化。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平衡的？

徐蓓：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拍摄历史纪录片的导演，对历史建立起一个坚实的认识，同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都是第一要务。虽然任何影视作品都可能传达一些导演的个人观念，但是尽最大可能尊重史实一定是最重要的。不能误导观众，这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基本职责。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阅读了各种类型的史料。易社强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我觉得在处理史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他们对西南联大的叙述充满了敬佩，但是你也可以从他公平展现的材料中看出“杂音”和“矛盾”。这也是我们用影像去回忆这段历史需要做到的。联大也不都是一些传奇，它们需要面临很多去浪漫化的琐碎日常。真实而不浪漫化地呈现它们，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联大的魅力。正是克服了这种种坎坷，联大才能培养这么多伟大的学生。

比如当时我就非常质疑，三所理念非常不同的中国顶尖大学，怎么可能如此流畅地合作？很多史料确实也记述了这其中的坎坷，我在《西南联大》第一集里就做了具体呈现。在《九零后》里有一段，是许渊冲和杨振宁对联大国文课的看法，许渊冲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杨振宁则觉得这种老师轮着教的教法不系统，可能也有问题。这也是对矛盾的呈现。

所以不要过度浪漫化历史的方法之一，就是去尽可能地还原当时他们面对的真实矛盾。我们对一段历史清晰认知的开始，就是把它先从神坛上请下来。

《九零后》剧照。许渊冲（1921-），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许多前辈也曾经写作过西南联大主题的作品。你觉得当下人们再次去尝试书写联大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蓓：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很多当事人都在离开我们。我其实一直想继续探索的一个问题是，西南联大为什么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如此的地位？我想把背后很多细节的缘由具体地呈现出来，这当然需要有当时教育者、校长们的一手史料，仅仅有校友们的是不够的。易社强先生当时写书的时候，很多联大的先生们都还在，所以可以直接做口述。现在我们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条件，联大的校友们也都已经非常年长了。

在当下书写西南联大的作品也同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接近受众。我其实一开始也纠结，我们用这样的形式去记述西南联大，其中包含很多的个人故事、趣闻，确实考虑了传播度和故事性，但会不会过于浅显。但是后来我坚定做下去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观众其实可以看的作品很多，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而电影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它不是学术专著，我很欣慰我的作品能够让他们对西南联大产生兴趣，先传播出去，大家有了兴趣说不定就会去读那些能够深入了解联大历史的作品。电影很多时候起到一个培养受众基础的作用，包括杨潇写的这些普及性的游记文学，对西南联大有好奇的读者、观众逐渐会形成一个气候。

观看《九零后》这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会带来一种非常特殊的观影情绪体验。它是崇高的、动人的，同时也不得不叫人直面，其作为一份时代“最后”的文化档案，所拥有的紧迫性。

为什么要用“最后”这个貌似夸张的字眼呢？因为再不拍下，也许就迟了。

影片的标题“九零后”，并不是“9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世代人，而是指如今年愈九十乃至百岁的老人家。他们中有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的获得者许渊冲，《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等等。

30年代末、40年代初，战火纷飞之际，他们投身西南联大，成为了那群特殊年代中拥有特殊经历的大学生。影片聚焦的就是他们对自己求学经历、青春岁月的遥望，从中延展出对一生职业生涯的回望。

两重回顾共同发生，片子的英文名“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包含了这一层意味：当时，他们和如今的90后一样，正值青年意气风发之时。年轻人的热血与迷茫，恣意与烦愁，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一切如此鲜活，又如此遥远。

巧合的是，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对老艺术家进行深入采访的项目。项目之初，我们就深知，其中包含的意义，不仅在于纪录片的摄制与研究本身，不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它更是作为一份“最后”的文化历史档案。

档案里，是他们如今衰老却仍旧有着神采的脸庞，他们年轻时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那个时代的大语境，里面是一代人的精神气。

110分钟的时间里，《九零后》散落了10多位老者的故事，如星丛般彼此独立，又互为联结。在他们的回忆中，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那段山河破碎的年月，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内忧外患的阶段，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危机中带来了转机。

此时，能人志士齐聚在这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的思想，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开放、先锋。

8年时间，这里走出3882名学子，是中国教育史里的一个“核心现场”——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水准？其中蕴含的过往时代的大学精神，与当下的差别在于何处？这是《九零后》在故事背后所要探讨的暗线，也是创作者隐隐抛给观众的两个问题。

片中其实也给出了不少答案。一方面，是当时中国的大学老师标准很高、学养丰厚，梅贻琦、蒋梦麟、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华罗庚、费孝通、吴晗等诸多大师，各展所长，撑起了联大的教育体系与学科根本。教授们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而另一方面，片中也有人提及“在课上学不上太多，更多是在与当时同学、老师私下的交往中获得提高”。当时，彼此往来的学生水平也相当之高，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所组成的学生生源，他们在业余时间开办的诗社、活动小组，其活动水准并不同于今时今日的校园社团。正如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在片中所言：“我第一次和这么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大家都有独立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

此外，我们还能感受到最重要的，也是片中最为强调的，在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的特殊语境。突如其来的战争作为时代的转折点，也给那个时代的学子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势必不会如当今我们这代人的迷茫与功利。和平年代的安逸与战乱年代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年老的他们眼中，我们能再次看到那些曾经的年轻人。他们包含着热切的希望，希望靠自己能够靠读书来振兴中国、做出反抗。这种青年时期读书目标的“Pure”（纯粹），以及年老后对青年的“Pure”热情洋溢的追恋，贯穿了全片。

西南联大当时的集体宿舍

大学精神曾经的追思与当下的困惑，也在银幕内外构成鲜明对比。

在抗战胜利之际，冯友兰曾撰写过一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其中写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在必然要谈及的爱国主义之余，冯友兰更谈及，西南联大的特殊性，在于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的合作、并包精神，同学们以“中兴业，继往烈”的目标作为学习的动力。

仍要回归到“Pure”，这几乎是我在看完《九零后》之后印象最深的关键词。片中提到，邓稼先、钱学森等人组成了研究团队，推动中国的“两弹”研究。杨振宁身处海外，感慨旧日好友邓稼先的劳苦与压力：“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的口头禅就是“Pure”，用以形容人的志向高远纯善，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 Pure”。

80年前如此，而80年后，当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大学”，却常常是学术与学历泡沫、不良事件（乃至法制性新闻），以及集体性功利教育。当然，身处如今这个年代，市场机制催使功利作为杠杆，而追求功利、个人发展也确实早已为人之常情，并不再与学术追求产生多么复杂的矛盾。我们已经很难再拥有，邓稼先口中所谓的那份“Pure”。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映后时，听说《九零后》里出现的一些前辈，巫宁坤、罗振诜等先生已经去世了，而其余的人则大多无法再接受采访。而这也是导演徐蓓制作影片的难处所在：对于这些已经年岁已高的采访对象，他们大多只能采访几趟，无法在之后进行持续的采访。

徐蓓提到：“最初设想用电影化的语言去拍摄他们的生活，但有好几位离开人世，也有人在医院里，没法进行补拍。”由此造成的影片中的缺陷，也许有的影迷会比较苛求，但就个人而言，其实非常能够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电影还是在有限的素材中，把个体与群像都进行了相对工整圆润的勾勒。第一手的文化历史档案，也因此拥有了生动复杂的细节。做一部纪录片，终究是遗憾的艺术，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拒绝遗忘，把曾经的故事与记忆继续流传下去。

导演说这部电影是她在《 西南联大》基础上的推翻重来，否则就是《西南联大》的浓缩精简，这样毫无意义，也不可能取舍。

“推翻重来”给了观众非常不一样的一部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可以说耳目一新。

电影从西南联大组建开始讲起，按照时间顺序，一直讲到西南联大解散。主要讲的不是老师，而是学子。联大解散后，还有一部分讲学生们归国报效祖国的内容。

可以看出当年的学子们是很艰苦的，时代背景也很残酷。可是电影除了学子从军那段比较悲伤、壮烈以外，整体给人的感觉竟然是浪漫的。毕竟是当年的精英学生，是后来的国之栋梁，这群“九零后”在当年如此困难的时期，心中仍然是纯粹的。

贯穿全片的主题曲《松花江上》时而用吉他独奏，时而用口琴独奏，那么优美又那么深情。选取讲诉的故事有的有些欢乐、俏皮，甚至还有关于爱情的片段。

这部电影的情绪基调并不悲伤，主要是浪漫和美好，让人向往那个伟大的学校，因为那个学校播下了希望。

这些“九零后”学子们就是希望的种子，他们成长后开花、结果。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建设了国家，而现在，这些大师、先生们的学生的学生又再次成为希望的种子，未来的栋梁。

大师们都九十多岁了，这部电影里的他们充满了青春，而电影则充满了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