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人

*警告，有大量个人演绎，如有误读敬请讨论



左轮手枪里有六颗子弹，再数一遍，还是六颗子弹。

但是当米特亚将枪口抵上自己的太阳穴时，我迟疑了，左轮手枪里真的只有六颗子弹吗，为什么他的表情竟如此深切地平静，平静下充斥着满满的绝望。
我还是倾向于那是一把空枪的，因为无论如何米特亚都不会选择在此刻死去，他刚刚爬起来，从燃烧着火焰的地狱，他即将可以回到他记忆中最美好的那片地方，尽管那些人好像离开了他也依旧过得很好，但是他还是想回去试试的。
他只是…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竟为了这个决定如此痛苦，以至于他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虚无的神明，他站在自己的罪孽之中不断地用往事，过去的冤屈和痛苦提醒自己的无辜，如果我有罪的话，这枪里应该会生出第七颗子弹吧。
他努力装做游刃有余，不断提醒自己现在的成功，但是他的恨意和委屈永远都无法克制，过去的幽灵不断折磨着他，我本可以拥有美丽的妻子，我本可以拥有美丽的女儿，我本可以生活得典雅安宁…我…真的不甘心。
所以他是真的痛苦，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只是希望旁的人也陪他一起痛苦，他在树林里吐露回忆中的往事的时候无法克制的想把昔日的恋人拖进对当年的向往和渴望，他防毒面具下狂暴的琴声，他给小女孩讲故事，借以对整个屋子的人宣布他的不得已，他饥渴着旁人眼里的同情，饥渴着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宽恕，他向那个夺走他的恋人的男人宣布着他即将陷入与自己同样的命运时他希望看到与自己同样的恐惧，他希望…他需要证明他是因为被世界逼迫才会化身为这样的角色。
在毒太阳升起的一瞬间，他甚至已经说服了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他成长成一个冷静理智 ，执行着神圣使命的人。
但是当他回过头来看到他的仇人，满脸是血地哭泣的时候，他却又别开了头。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永远是一个年轻的贵族，他的幸福是来源于美丽的花房，洁净的享受和音乐，那是再多的”正确“也无法扭曲的，正如他恐惧着流血和死亡一般，一个贵族是永远不会从流血和死亡中得到快感的。
所以大家都喜欢正直的科托夫，我喜欢米特亚。
科托夫是一个军人，他正直具有责任感，为自己的军功为傲，这无可指摘，这恰恰证明了他和米特亚是不同的人，他习惯了从他人的流血和死亡中得到军功，他习惯了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中，如果他在这起事件中不是受害的一方，如果此刻身份对调，他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并且引以为荣，不会有人因为米特亚的哭泣而割开脉搏，那样才是最真切最深刻最残暴的无可挽回，毫无希望的寒夜。
至少现在，科托夫的痛苦，还能由一个贵族来哀悼吧。


B站个人演绎剪辑：[毒太阳/烈日灼人]厌弃-Mitya个人演绎

    什么叫人性的悲剧？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本来单纯的、善良的人，经历种种事件后，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残酷的人，曾经单纯的过去更像只是躯壳，让异化的种子在体内生长，最终完全不同的“异形”从躯壳中奔出，制造更为恐怖的事件，孕育更多这样的“异形”。《烈日灼人》是部悲伤的电影，在一片田园生活般的无忧无虑之后，我看到是最后的血泪，还有片中的米迪亚，一个异形最后的自我毁灭，看的人心里拔凉拔凉，思绪万千。

    故事的开始我们看到一个显的肉身沉重的年轻人，他两眼无神，他有些犹豫的想要自杀，接着，故事真正的开始，向我们展示他真正沉重的罪孽与困惑。在一派田园风光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将军科托夫和他美丽的妻子玛露莎，还有活泼女儿的快乐生活，本片也以一个侧面细节来验证科托夫曾经的辉煌，一队坦克要从田地通过，科托夫听闻村民求助，马上出马，对方战士和指挥官一听他名字，立刻掉转车头走人。之后，又来了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人，他就是米迪亚，他显的一副单纯而又无忧无虑的样子，同时与玛露莎透出一种暧昧的关系，直到一天他与科托夫的女儿一起玩耍中讲起一个故事，我们才知道他的经历，他曾经是旧时代的贵族，他曾经与玛露莎相爱，在那时代变革的时候，不得不与玛露莎分离。此时的他让我心生同情，以为这仅仅是一个时代背景下的爱情悲剧，以为接下来会有昔日恋人的爱恨交加，哪里知道，更大的人性悲剧从米迪亚当年转身的一刻就已经开始酿造。

    我们可以想象革命前的俄罗斯，出身良好的米迪亚一定与玛露莎无忧无虑的享受生活，享受爱情，直到一场巨变将其从高处摔下。他是个年轻人，一个当时阅历不深的“单纯人”，他无法轻易克服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恐惧，他无法轻易压下年轻人要功成名就的激情，他无法轻易平缓得知恋人嫁作他人妇的情绪风暴，特别那个男人还是曾经带给他痛苦的敌人。他选择了顺从那个体制，在生活的磨难中，他体内已经开始孕育“恶”的胚胎，他在茫然中选择了任残酷在体内生长，他开始忠实于领袖，开始以外在的残酷对待敌人，却脸上依然带着微笑。当他成为斯大林“大清洗”的打手，来到科托夫家时，体内的异形已经几乎占据他的本性，他已经几乎开始下意识的执行领袖的死亡指令，他同时带着微妙的复仇和权利炫耀般的心理折磨着一个家庭。科托夫曾经是个带着理想的红军战士，他无法预见后来时势的无常，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将米迪亚们赶出祖国，也正是他拨下了这些人心中异化的种子。科托夫和米迪亚在树林中一段摊牌式的对话表现着两人心理的动荡，米迪亚激动的历数自己所受到过的屈辱，想让自己的残酷变的合理化，而科托夫平静的揭穿他的当时的懦弱与今日心灵的扭曲。

    当大清洗风雨欲来之时，在这种悲剧将至下的生活中，一切含情脉脉都成了更灼人的伤痛，因为当事人明白，它即将被终结。科托夫的女儿是那样纯真，与父亲间的融洽与欢乐让人感觉到她和父亲间深深的感情，他们欢闹，他们嘻笑，却一步步靠近灾难。小女孩还无法体会父母一辈们的恩怨情仇，她更无法体会政治下的肮脏龌龊，所以她与米迪亚也亲近无比，听他讲述那个隐含她父母的历史的故事，却不知这位叔叔微笑下潜藏怎样的杀机。无论科托夫对自己即将被控诉的罪行如何愤怒，无论米迪亚此时的心灵已经如何扭曲，他们的心还有着柔和的一面，所以，就如《美丽人生》中一般，直到米迪亚将科托夫押解而去，两人都向小女孩隐藏着即将到来的真相，营造着欢声笑语般的气氛。科托夫直到最后都极力保持尊严，他穿上当年的军服，面对侮辱奋力还击，哪怕被打的血流满面，斯大林对曾经的战友举起了屠刀，曾经的斗争对象米迪亚却成为马前卒，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剧般的讽刺，而这样的悲剧却不仅仅曾经在苏俄大地发生过。

    忘不了本片后面的一个镜头，米迪亚带走了奄奄一息的科托夫，而为庆祝解放活动准备的斯大林气球冉冉升起，斯大林巨大的头像反射着烈日，挟裹着众多“异形”的力量灼烧着众多人的幸福、爱情和生命，给人类文明刻上伤痛的印记。米迪亚的背后是时代的悲剧，当为领袖效忠后，目睹“仇人”被杀，昔日的恋人入狱，片刻的扭曲快感很快被空虚代替，我相信他清楚自己正在变异，清楚他已经成为一个怎样伤害同胞的怪兽，并且正在变的越来越糟，他选择了苦痛中的自我救赎，倒在浴缸中，血，染红了整个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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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拍摄的《烈日灼人》上映于1994年，同年便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次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我对这部电影耳闻已久，决定静下心去看却是见了《电影世界》上半年评出的五十部最伟大的政治电影的榜单后——也是出于对政治学、极权主义和反乌托邦电影的一点兴趣以及对《电影世界》的一点信任。看完之后方被它强大的戏剧张力震撼到。
    一 惨烈历史下的家庭流变
    关于极权主义政治的电影，之前也看过一些。用一个家庭在风云变幻中的遭际流变来映射整个时代的悲欢，是这种容易具有史诗感的电影比较常用且观众也较为接受的手法。国外像《再见列宁》《通往自由的道路》，国内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较为典型成功的例子。
    《烈日灼人》的背景是近代人类历史上和文革同样黑暗可怖的斯大林“大清洗”运动。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尤其对于在本民族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相似叙事文本的我们来说，甚至有似曾相识之感。先大致介绍下人物关系和情节：支撑整个叙事的主要人物是三个人：红军将军科托夫、科托夫之妻玛露莎、玛露莎青梅竹马的前恋人——没落贵族米迪亚。一个典型的“革命”时期故事就此产生：米迪亚失踪了12年重新出现，打破了将军一家度假的安闲平静，他与玛露莎的旧日纠葛、互相责备又使被隐瞒多年的可怕真相浮出水面——正是科托夫的操纵才使得米迪亚弃家离爱远走他乡。而最为神秘丑恶的一环也随着剧情的深入逐渐清晰，那就是米迪亚的真实身份和他再度出现的真正原因：当年科托夫强派他去做情报人员，却不知，米迪亚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科托夫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和同样刻画了一女两男三人间微妙关系的《小城之春》不同，本片在人物关系上除此之外，还展现了这个家庭中众多其他成员——玛露莎家人的常态：沉浸在对往日生活回忆、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的奶奶，被重新教育、仍坚持“人之初，性本善是法律的基础，即使罗马的法律也是这样”的，夹在俄罗斯传统文化和新马列文化间的知识分子叔叔，学究的阿姨……这个家庭的基础是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式的，在这几个人物身上可明显窥见1917年之前和之后的分野以及变革对人们生活的改变。很多行动、细节是隐晦而有寓意的：奶奶小心翼翼地将1917年前从国外带回来的药倒在河里，“因为它们已经失效了”；叔叔口中的“樱桃园”，是借契诃夫之口说知识分子的错位感。
    二前松后紧的戏剧张力
    前面漫长甜蜜家庭生活的平静铺垫，和片尾迟到的暴烈变故形成最鲜明的对比，极强的戏剧张力令人在强烈的错愕震撼中思考悲剧的根源。
    电影除片头序幕讲米迪亚现状的一个侧面、片尾的悲剧结局外，全聚焦在科托夫大家庭的“甜蜜”生活上，这占据了极大篇幅。从大的事件来说，这家庭生活是一个平静——打破平静——恢复平静——再打破平静，悲剧结尾的过程。开端的家庭洗澡段落即将休假中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展现无遗，将军拯救乡亲的麦田展示了他的强力及在军中、国中、民中的地位，也让观众对其产生认同感。第30分钟米迪亚到来，以极为滑稽的方式继续影片的欢乐基调；重新聚首的大家庭话旧谈今、探亲跳舞，其乐融融，三人间的微妙关系靠演员眼神、景深镜头的引导来表达，女儿的天真浪漫更起到了穿针引线、巧妙化解矛盾的作用，有时看似插科打诨的闲笔实甚巧妙；到第 82分钟明了真相的妻子情绪失控，二人争吵，但随之丈夫的温存、现实的难以改变又让他们很快和解，家庭生活重复平静；第105分钟将军和米迪亚正面冲突，互相谴责对方罪责，但对家人、女儿的共同钟爱使得二人即便如此，还是达成协议，努力维持暴风雨前的平静，将军放下身段，等警察一来就悄悄上车。直到最后的高潮到来——抓捕将军的车终于开到，不明就里的女儿和家人天真地向他们表达友好，着装整齐的将军和警察一一握手，奶奶阿姨在米迪亚指挥下唱起了抒情的歌曲，插科打诨的将军藏着心中悲凉，带给家人最后的欢乐——她们始终相信他去参加完会议就会回家。全景深焦环绕镜头下家人的融洽吻别和俯拍特写下警察们的大汗淋漓、错愕疑惑对比鲜明。
    温情段落在女儿下车后伴随着舒缓音乐的终结而彻底结束，发生在逼仄汽车后座，突如其来的暴力群殴格外惊心动魄。镜头用不完整构图展示的只是警察们纷杂的拳头、狰狞的面孔，配合声嘶力竭的打斗声音以及镜头深处旁观司机目瞪口呆的神情，将赤裸裸的暴力恐怖展示在观众面前。如果说这展示的是肉体上的恐怖，那么接下来的才是更深层的精神恐怖，足以让人毛骨悚然：当悬挂斯大林巨幅肖像的热气球升起之时，昔日的受害者，今天的特权阶级米迪亚不由自主地右手痉挛着握成敬礼状，面孔扭曲，眼睛里说不清是悲伤绝望还是驯服的恶毒。 这是电影中我最难忘的一个镜头，每次忆及都感动深入骨髓的恐惧。
    与此相似的是《长别离》中已沦为失忆流浪汉的二战士兵听到未婚妻呼喊自己的名字，突然间站住，沉重地转过身，异常缓慢地高举起双手，就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这些细节是电影中神来之笔，极简又精准地描摹出人类隐秘的内心世界。
     三 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个体在历史中的选择
     我一直在思考，个体在历史中真的是选择的吗？最初我认为，个体生命只能被历史机器无情碾过，化成炮灰，别无更多选择。但看了不少讲二者关系的作品，仔细思索，却又不全然如此。就拿将军来说，他被以间谍的罪名被抓捕谋杀确实冤枉也违背基本人道法律，但他确实又利用过职权迫使另一公民成为情报人员，抢走其爱人；他的其他战友被斯大林匪帮定罪、谋杀时，他又保持了沉默。说到底，他是不合法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而米迪亚，他的确受害在先，“你们拿走了我的一切，我的生命，我的职业，我的爱人，我的祖国，我的信仰……”可科托夫反问：“谁迫使你？这就是你回来的原因吗？来享受，在痛苦中欢乐？”换言之，就是“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就像我最喜欢的公知刘瑜所言的，“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小到本片，没有一个人真正无辜，“12年的特务生活浸染已使米迪亚成为制度本身”，他的双手已沾满被违法清洗的生命鲜血，他“回家”梦想的实现靠的是其他无辜生命的牺牲；将军本身是罪恶制度的利益享有者，“甚至他的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理性来看，正如柏林墙倒塌后，法官赛德尔所说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那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该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每个制度中的个体都有“枪口向下一厘米的权利。” 可《朗读者》中的汉娜没做到，本片中的将军和米迪亚没做到。每涉及这个问题，我都想设身处地地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我会怎么选择，但真的太难了。对于历史中的个体，理性上我们要求他们明智勇敢地承担作为有常识的人和公民该承担的义务，但感性上还是希望更悲悯一点，理解他们的艰难。
   四 意象：火球、迷路的司机
    片中火球“呼啦啦”地运动着灼过画面中场景，印象中有这么两次。
    第一次，第80分钟米迪亚向小女孩讲述实为自己以前家园美好生活和无奈被迫离家的“童话故事”，大火球轰隆隆地穿过房间，照过墙上贴的唯一能看到旧日生活痕迹的照片，消失在树林中。我想，这是暗示极权制度毁灭了他们之前正常的生活，俄罗斯人民的家园、传统文化、精神信仰统统乃至整个俄罗斯大地都遭到灼伤毁灭。
片末米迪亚自杀后，火红的圆球又照过房间钢琴上的曲谱，最后消隐在窗外顶有红星的高大建筑后面。他以回家为生活下去的唯一目的，但却发现，自身的一切信仰早已崩塌，家园也已毁灭，自己早也不是记忆中的自己，荒芜的制度下，扭曲的自我只能献祭了。
   还有片头、片中多次出现的旋律：“天上的烈日灼人，深红的大海不息奔腾……黎明时你告诉我，你对我的爱情不再。我的心中没有痛苦悲伤，却被恐惧紧握。在柔和的晨光里，你带走了明天。让我们就此遗忘，事情本不该这样。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过错。”说的是爱情，更是极权政治下人们的整个生活。对，“这是我们共同的过错”，我想这是这部电影更值得反复观看、引人思索的原因所在。
   最后，表达一下自己的良好祝愿：希望世界上再不要出现第三个毒太阳，也再也不要有毒太阳赖以滋生的土壤。

约瑟夫和他的男人们

@拉夫

（“怎么样？你去过动物园吗？你离开是因为他们不给你东西吃吗？”）

怎么样？
秃顶的西伯利亚男人
绿坦克结队而来
为我们的村庄扬起炊烟
——哦
苏维埃！

吃饱了饭的人民
开始发福
成为仆人

怎么样？
约瑟夫。大胡子
他们赶走绿坦克
哦，我们的约瑟夫

“上帝啊，我已不再是那个
 尿过裤子的男人”

2012.8.8.

看完电影，我想说，米哈尔科夫确实比姜文厉害，但他不如谢晋。《毒太阳》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故事直白，结构复杂，且论述充分，但比起《芙蓉镇》，却缺乏自省和判断。
    看玛嘉·莎塔琵的《我在伊朗长大》后，我说，用这样的体裁表现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已经很伟大了。但是我失望于影片过度依赖个人，女性，艺术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使得庞大的命题得到了极为片面的答案。伊朗走到这一步，不是女画家认为的政府和极个别独裁者的原因，更不是因为命不好，这具有必然性。
    《毒太阳》几乎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充满光辉的社会主义战斗英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艺术家庭里，和美丽的妻子跳舞，和可爱的女儿划船，和一群音乐家踢球，唱歌，并帮助农民制止军队踩踏农田的军事行动。田园油画的镜头，慢节奏剪切，加强曝光的亮度，配上舒缓的弦乐，偶尔出现的关于世界观的争论，点缀其中。你简直以为自己在看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金色的秋天”，到处充斥着小布尔乔亚式的自得情调。
    然后冲突到了，一个男人，乔装而来，他是家里的养子，老丈人的学生，没落的贵族，妻子的前男友，长得好看，风趣幽默，会弹钢琴，能说法语，爱脱衣服，皮肤很白。男友力满分！
    但他是坏人设定——斯大林的间谍，叶若夫的鹰犬，他回来就是要把战斗英雄送上断头台。
    为了丰富人物性格，加强角色联系和内容深度。这个坏人原来有着悲惨的际遇，他是被战斗英雄逼迫去当的间谍，为了回来见女友，他出卖了八位白俄将领。他身上有哈姆雷特的影子，他嘴里也念着莎士比亚的台词。
    战斗英雄看见知道真相的妻子悲伤，连忙说，我和他不同，即使都是上前线，我有信仰，他只是怕被枪毙！
    然后迅速吻住上面的嘴，封住下面的口。真的，爱人间，没有一场做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来两次！
    果然，云雨过后，俩人又快乐地玩起了鸭嘴兽的游戏。噗！
    坏人私下告诉英雄，你要被逮捕啦！好人说知道了。然后特别英雄气概，像关公一样去踢了一场球。回来穿上军装就去准备赴死了。到了车上，四下无人，他对鹰犬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和斯大林同志私交很深！鹰犬们像看白痴一样看了他一眼。他觉得情况不对，想不老实，结果又被一顿胖揍，揍完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没有我党江姐那种视死如归的表情，好像没什么信仰。倒是坏人在路上，看见一个坏事的迷路司机，这个等待戈多式的人物，身上被导演赋予太重的象征意向，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果然坏人看到斯大林像后，掏枪干掉了他！
    英雄被捕后，立刻遭到枪决。妻子被关起来，死于狱中。女儿也随母亲入狱，后来放了出来。关键是坏人居然自己就躺在浴缸里，自杀了。片头片尾一呼应，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整个电影就是在说，在坏的社会背景下，上到国家英雄，下到小市民，包括中间的知识分子，全都太渺小，无能为力！这个锅只能让布尔什维克背，只能让苏维埃政府背，只能让斯大林背，只能让社会主义制度背。
    这个人啊，甩起锅来，真是！
    91年12月苏联解体，94年5月电影上映。不能不说，米哈尔科夫真是紧赶慢赶。
    果然，电影拿了94年戛纳评委会大奖和次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姜文导演其实和米哈尔科夫是一个路数的，无论在《阳光灿烂》还是《太阳升起》中，都习惯用左翼的语言和身份表达右翼的情怀。基本都是在说，我干过坏事，但只是因为我当时，很傻很天真！
    由此延伸到我看过的一大批对于文革的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那些当年无恶不作的红卫兵头领，全在那里痛斥江青害人不浅，四人帮人性泯灭。至于毛，起码是为虎作伥！我们都是无辜的。
    连作恶的人都是无辜的，没作恶的当然是值得赞扬的，而遭到迫害的就是英雄或烈士！
    真是恶心！
    苏联的肃反运动是怎样从调查谋杀基洛夫的凶手的刑事案件发展到杀掉两百万人的屠杀行动。难道全是斯大林的主意吗？就是电影中，害死英雄的难道不是他自己？害死坏人的难道有别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从纠正意识形态的运动发展到全民癫狂的破坏狂欢。难道全是毛的锅吗？毛在66年文革一开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提到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要迫害好的人民群众，坏的干部只是少数，科学家，技术人员既要批评也要团结，抓革命的同时不能忘了搞生产，着重提到要文斗不要武斗！
    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除了苏联肃反，中国文革，法国也有过罗伯斯庇尔，美国也出过约瑟夫麦卡锡，尤其后者，几乎是个神经病。
    不同的政治制度都带来相同的政治惨案，是因为，政治制度只能改变国家的运行方式，却不能改变人性的恶。每一场狂热的运动都是对人性极端的解放，而这种天性的解放，往往使人在癫狂之际能够为自己的野蛮找到开脱的借口！我不相信一个作恶的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作恶，你在羞辱一个右派十五岁的女儿，难道心里真的以为她就是领袖要求消灭的阶级敌人吗？你在殴打一个七十岁的学者，难道心里真的以为他就是社会主义的毒草吗？不，你知道你自己错了，你只是享受用权利去践踏高尚罢了。
    说说我尊重的电影，谢晋先生的《芙蓉镇》。看看影片的人设，富农寡妇和右派艺术家相爱，农村懒汉是投机分子，运动中的弄潮儿女经理，性格煎熬的党支书，以及有良知和底线的粮站主任。
    有趣的是，不同于那个真实时代的性压抑。导演用性将每个人物串联起来，寡妇和艺术家在迫害中未婚先孕，党支书是寡妇的初恋，女经理对粮站主任有性趣，不得手后诬陷他与寡妇有染，而最终懒汉爬上了女经理的床。文革结束了，政府把房子和钱还给寡妇，寡妇只是嚎哭道：“还我的男人！”
    我想说的是，这是人性。而对于他人的迫害，在电影中，都是因为人性。评论说，谢晋导演“哀而不怒”，这是因为，对于政治，我们有怒的理由，可是关于人性，我们只能表示悲哀。
    故事的反转在这里。今年二月份《参考消息》，看到米哈尔科夫对于苏联解体，呼吁从国家层面认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俄首任总统叶利钦当年推行的政策为犯罪。
    我真是想当面问他，大师，你的自由立场呢？
    俄罗斯要是现在发展成功，大家不会怀念苏联。美国要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特朗普和桑德斯这种极右极左的神经病也不可能这么欢实。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开始怀念文革，毛左当道，那么，请别扯什么主义，全tm是自私卑劣的人性！

(评的是话剧版）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额外的午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0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是有点失望的。当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的时候，我又看到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话剧的第二部分戏剧化打了一个U-turn，整个故事骤然立体了起来。
        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Sergei是个苏联将军，Marousia是他的年轻妻子，Nadia是他们可爱的女儿。他们一家，以及Marousia的众多亲友，到湖边渡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i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情报人员，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却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回到故乡的机会”，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然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M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Mitya和Sergei之间的这段简短对话来概括：
        Mitya: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 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也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克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肃反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每个普普通通的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就是说，虽然Mitya当初无奈做了特务，他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虽然指控Sergei是“德国间谍”完全是污蔑，他也不是无辜的，因为清洗之前他是那个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奶奶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捍卫它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因为正是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象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左翼或右翼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残酷政治运动。从80年代到现在，“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老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看看《Burnt by the Sun》，那么他们也许会明白：如果你曾经在文革早期曾积极批斗过别人，那么你在文革后期被赶下去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不存在的藏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暴力剥夺“地富反坏右”的财产，那么你在公社化运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粮食被村干部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委员称号那个职务待遇，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专制制度的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于长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未必更好，只是更幸运而已。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