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风了

【作为宣传手段的“反战”论】

　　宫崎骏新片「風立ちぬ」（中译《起风了》）于7月20日在日本上映，其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除影片本身在题材和表现技法上对既有模式的突破之外，作品所传达的价值观也引起了多方争论。公映翌日适逢日本参院选投票日，导演在这一“眼骨节”上热血沸腾地批评日本政府试图随意修改宪法是“岂有此理”；刊登这一批评的月刊《热风》畅销，吉卜力工作室只得把电子版放在网上供大家阅览。电影院从上映前1个多月开始，郑重地把长达4分钟的预告片在正片之前压轴播放。伴随着松任谷由实40年前为悼念早夭少年而创作的歌曲《航迹云》的哀婉旋律，缓缓打出字幕：“在日本，曾经发生过战争。从大正到昭和的1920年代，经济萧条、贫病交加，再加上大地震，生活异常艰辛。后来，日本铤而冲向了战争。当时的青年，在那样的时代里是怎样生活的呢？”（<http://kazetachinu.jp/story.html>）由于这部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时间跨度较大，情节上多有跳跃，加之年轻观众（以及未来的海外观众）对故事背景缺乏了解，因此，这段预告片既是一份体贴的时代背景介绍，也可看作是呼吁青年一代共同反思战争的Message。但是，即便宫崎骏本人的反战立场毋庸置疑，电影还是遭到了韩国媒体的激烈批判。譬如《每日经济》认为这是一部美化了侵略的“右翼电影”，要求将第一句话的表述改成“日本曾经发动过战争”。对此，宫崎骏特意召开韩国媒体记者招待会，在强调日本应承担战争责任的同时，说明自己创作本片的目的并非讨论战争。待韩国公映最终敲定时，影片的宣传海报“果然”回避了本应是主线的堀越二郎的设计生涯，改为突出“恋爱故事”的悲情色彩。这不免令人产生疑问：莫非所有关于“反战”的争论都是为了宣传？宫崎骏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来看这部电影，他已经成功了。《起风了》在日本上映以来票房超80亿，连续6周稳居榜首。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宫老适时地宣布引退，想必是获奖的前奏。但只要中国观众一日看不到正片，媒体先行的“反战论”只会越发加深理解的偏差。

　　的确，第一次看预告片时，波澜壮阔的时代之下主人公堀越二郎几番峰回路转爱别离的人生，在“那孩子的生命/化作了航迹云”的歌声烘托下，创伤跃然屏幕，悲痛呼之欲出。零式战斗机折翼、菜穗子咯血、二郎站在坠毁的飞机残骸前无言以对的画面将情感渲染至顶峰，以至于看过正片以后反觉清汤寡水索然无味。电影不仅连一个战斗场面都没有，没有对战争的控诉，也没有人进行过反抗。预告片带来的悲痛感归功于高明的剪辑，随着那些画面的各就各位，这种感情也被稀释了。有了韩国的例子在前，可以断言，本片在中国的受容将“很成问题”。我已隐约看见主张“追求技术完美无罪”的死忠粉与“怎可为侵略找借口”的左翼分子的对掐，旁边还围着“客观上表达了对扼杀美好爱情的战争的痛恨”的息事宁人派，更有许多评论者找出前一部同名电影（「風立ちぬ」1976，中译《风雪黄昏》）为“反战论”佐证。以“护宪反战”为影片造势，容易导致（尤其是中韩等海外观众）在观影前对“反战”过度期待。无论纯爱还是反战都不是影片的目的，宫崎骏说这部电影不是拍给儿童看的，言下之意，二元对立的文艺作品未免太小儿科了。为了避免简单地去失望，也为了能对风景之外的元素产生共鸣，有必要对《起风了》的创作系谱进行梳理，清洗想象中的“反战论”。

【不同价值体系中“抵抗”的表现方式】

　　这部电影的题材来自两个人物，也就是宫崎骏要致敬的堀越二郎和堀辰雄，但处理方式并非简单的相加或交叉，而是把堀越的故事装进了堀辰雄的盒子里。设计零式战斗机的工程师堀越二郎（1903-82）是宫崎骏的偶像，他出版过一本讲述自己设计生涯的书，书名叫《零战——诞生与光荣的记录》（1970）。近年在日本，有不少与零战有关的文艺作品非常走红，根据百田尚树200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永远的0》也将在年底上映，那部作品比《起风了》更加直接地描写了战争。宫崎骏创作的漫画版《起风了》是从09年开始连载的，有与其它作品抗衡、为偶像代辩之意。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一直在等待一个成熟的时机，来创作一部关于零战和堀越的作品。影片所体现出的所有“乏味”，都是对设计师经历的人生的原封不动的展示，是他有意而为之。

　　有许多“真正的左翼”批评宫崎骏过分强调理想之“美”、有意识地要将对于战斗机的执着追求与对战争的价值判断剥离开来，这太不科学，科学合理的英雄应当是在追求理想的同时还坚持反抗的。换言之堀越对军国主义是顺从的。的确与那些戏剧冲突十分鲜明、颂扬舍身取义的作品相比，《起风了》的态度显得模棱两可，这与宫崎骏自身的战争体验也有很大关系。战争曾经渗透到日本经济的每一根末梢，宫崎家的工厂也曾为“零战”加工过部件，和堀越二郎一样无法理直气壮的摆脱与战争的关联。他的小学时代在GHQ的占领下度过，不仅教科书全部被美国人审阅，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也被否定，文化和价值观被全盘推翻。宫崎骏不否认父辈对战争负有责任，但也不赞成以此否定父辈的人生价值。在他身上集中着对战斗机（武器）的狂热和对战争的厌恶这样一对矛盾，所以这次他把矛盾还原在细节里，让电影本身成为时代的写照——优美的风景与脆弱的建筑，女子教育的兴起与依然落后的医疗，军事同盟国之间的交流与猜忌，能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学识和智商与疲蔽积弱的生产力现状……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只有一个主题，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战争粗暴地中断了许多生命的进程，但战争结束之后，其它一度中断的历史进还能得以继续，我想，像宫崎骏这样战后的承上启下者一定是为此感到欣慰的。

　　《起风了》的主人公堀越二郎，面对客户——不懂飞机只追求战斗性能的军方，总是只说一句“全力以赴”，他的目标不是满足军队的要求，而是满足自己的理想，是这样才使得本国开发的飞机与欧美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令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不被愚蠢中断，这是一种“抵抗”。在轻井泽度假时，与犹太人友好相处，甚至给自己带来了被“特高”（缉捕间谍和左翼分子即“思想犯”的特务机关）追查的危险，而后又冒着危险去探望病中的菜穗子，这也是一种“抵抗”。这两种抵抗看似不够彻底、不够壮烈，但对一场“必然失败的愚蠢战争”而言，对一个要求国民以无谓的死亡来报国的政府而言，普通大众在逆境中为生存做出的努力正是最普遍的抵抗。

　　堀越本人所写的《零战》一书，内容多是平铺直叙的试验过程、对一起工作的技术工人的钦佩和感谢、以及对牺牲在试验中的飞行员的哀悼，在叙述战斗结果时也采取了产品评估报告的语气。全书固然没有“谢罪”“反省”之类的字眼，但也并无对战争或军方的谄媚和歌颂。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堀越几次提到日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对战争充满悲观的预测。特别是在提及“神风特攻队”的时候，他不无遗憾地感慨说“原本前途无量的青年一去不返”，这也可以与影片最后“一架都没飞回来”的结局相互呼应。在绘图纯靠手工、运输全靠牛车的时代，零战不仅是二郎和许多技术工人的心血，也是许多儿童忍饥挨饿（插句题外话，影片里名为“西伯利亚”的点心现在横滨还很常见）才换来的工业结晶，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还是与日本帝国一起走向了毁灭——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愚蠢。最近在堀越家中发现了大量设计手稿，还有他写在两页便笺上的“终战日志”。他写道：“日本当初走向战争的原因是军部与政治家缺乏通过外交这一和平手段打开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不利局面的智慧，而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日本，都必须对此进行反省，否则未来的经济和道德都将会长期混乱”、“日本需要诚实睿智的爱国政治家”（原载《东京新闻》）。可见，他此时的战争批评实质是对“政治”这门技术的批评。战后《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战争，从中韩等战胜国角度来看，这无非是对败者的惩罚，但在日本战后第一代的心目中、在“宪法九条会”的语境里，这是更优越的政治技术的象征，是一种骄傲。诚然，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个“不战”的神话是不堪一击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以宫崎骏为代表的反战护宪派才会更加大力呼吁和平的重要。

【《起风了》，不能译成《风雪黄昏》】

　　之前说“活下去”是战争时代大众最普遍的抵抗方式，这也是贯穿在文学家堀辰雄（1904-53）一生创作中的主题。堀与堀越同样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即影片里提到的“在上野的学校”），二人年纪相仿，因此宫崎骏在漫画版《起风了》中还安排了两人见面的情节。

　　堀辰雄的人生和创作生涯都不算长，代表作《美丽村庄》（1933）《榆树之家》（1934）《起风了》（1936-37）《菜穗子》（1941）集中发表在“九一八事变”后到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的10年里，并且，长篇小说《菜穗子》的构思是在创作《榆树之家》的时候就已大体完成的。从活跃时间上看，堀辰雄并不像堀越二郎那般与战争有密切联系，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兵变”后，军国主义色彩愈发浓厚，但由于日本始终没有正式对华宣战，所以大多数民众对时局的认知都停留在“事变”、“战斗”的层次。在日本文学史上堀辰雄被定位为同时与无产阶级文学派和艺术派联系紧密的作家，但由于受时代背景和题材所限，他的这些作品并没有直接或间接描写过战争，对战争的意见也是缺失的。从内容来看，几部作品都与作家身患结核、在疗养地与未婚妻相识继而死别的这段经历有关。身为一介缠绵病榻的文学青年，借着对西欧文学的钻研来寻求精神寄托，从而得到“必须试着活下去”（即「風たちぬ、いざ生きめやも」）这一结论；在后期作品中，作家又把关注的视线从自身转移至他者，从而塑造了“菜穗子”这一在（传统）家庭中寻求（革新）自立的女性形象。

　　这部影片虽然名为《起风了》，但只借用了堀辰雄笔下女主人公因肺结核病故的情节，连名字都摒弃“节子”而采纳了“菜穗子”，冒着暴风雪离开疗养院的情节也出自《菜穗子》，可见宫崎骏并不是单纯地把《起风了》电影化，而是把堀辰雄这一系列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女性观糅合在了自己的电影中，还把主题升华为更鲜明的“必须活下去”。同时，堀辰雄因受法国文学和日本王朝文学的影响，作品以细腻的风景描写、深刻的哲学思索见长，宫崎骏电影也很好地吸收了这两大特征，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昭和早期日本贫穷但优美的乡村风景和世态万象，人物对话力争情谊深重，叙述战争时态度明确但又含蓄。因此，尽管没有照搬小说情节，也仍然不失为“具有堀辰雄特色的”升华版《起风了》。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影视创作对于大刀阔斧改编原著的做法早就习以为常，宽容度大大超过我国的文艺圈。《起风了》这部小说曾两次被搬上电影银幕，其中1976年由若杉光夫导演、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主演的版本，被引进至我国公映，片名译为《风雪黄昏》，影响尤为深远。包括我这样的80后，一谈到《起风了》，眼前就浮现出绝症少女与从军少年在风雪交加的夜晚诀别的悲凉画面，这说明我国在1980年代开展的日本文艺译介十分成功；但若把宫崎骏的《起风了》的片名也翻译成《风雪黄昏》的话，那就只能说明2010年代的日本文艺译介十分失败。若杉光夫是京都大学法学部出身，担任过“媒体宪法九条会”的发起人，可谓不折不扣的左翼电影人。他的《风雪黄昏》，把故事的时间向后移动到了太平洋战争扩大后的1942年，所以才有了后来达郎被强征入伍的情节，包括达郎与父兄的冲突与和解，都是与堀辰雄无关的原创。所以宫崎骏的《起风了》并非堀辰雄的《起风了》的电影版，更不是若杉光夫《风雪黄昏》的动画版。要正确地看待这部电影，首先要正确看待这些作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才能体会到宫崎骏此番再创作的苦心。

　　电影《起风了》既非政治宣传的道具，也非历史教科书，它所塑造的主人公堀越二郎，是宫崎骏私人视野里的堀越二郎，这个故事回答了宫崎骏内心憎恨战争与热爱武器的矛盾。而菜穗子这一女性角色增加了堀越与外在世界的联系，使影片不至于过分内向，并且达到对时代进行还原的目的。影片中二郎的偶像卡普罗尼代宫崎骏道出心声：“飞机既不是战争的道具，也不是商业的手段，飞机是美丽的梦想。”比起反战，作品本身就是宫崎骏的使命。